兰州和平小巷子姑娘联系方式｜一沓旧票根引出的寻人线索
我坐在这间不足八平米的出租屋里，面前摊着一本红色塑料皮笔记本。笔记本是1987年那种硬壳的，边角磨出灰白的毛边。翻开第九页，夹着二十三张兰州市公共汽车公司印制的旧车票，每张票面一角五分，票号从04177连到04199。票根上钉着一个小小的订书针，针脚生锈了，在纸上洇出黄褐色的印子。这些车票勾出的一段往事，和兰州和平小巷子姑娘联系方式有关。
笔记本的主人叫马秀兰，名字写在扉页上，蓝黑墨水，字迹向右倾斜，末尾的“兰”字最后一横拖得很长，像条甩出去的辫子。本子里没有留电话，只有一张黑白照片——她站在兰州搪瓷厂门口，穿深蓝涤卡工作服，袖口挽到小臂，右手捏着一条铝质饭盒带子。背后是铁栅栏门，门左边挂着白底红字的牌子，门口堆着几摞码整齐的搪瓷盆。
去年秋天我去白银路收旧书，这笔记本混在一捆《故事会》和《大众电影》里，摊主是个戴鸭舌帽的老头，当时正低头修理一台牡丹牌收音机。他说这笔记本是在和平新村一家裁缝铺改裤脚时，老板娘用来垫缝纫机的。我付了两块钱，把笔记本和那沓车票一起带回了家。
车票让我想起1991年春天。那会儿我刚参加工作，在铁路局机务段当学徒，每个月工资七十八块。有天下夜班，同组的师傅老赵说，和平新村巷子深处有家“迎春”面馆，招牌浆水面用的是头茬韭菜，面汤里漂着指甲盖大小的油花。我骑着一辆二八大杠，从民主西路拐进一只船南街，再穿过四个路口，总算找到了那条只容两人并行的巷子。
面馆门脸窄，挂着蓝布门帘，门帘右下角补了块格子布。掀帘进去，灶台就支在左手边，大铁锅里滚着面汤，蒸气把木梁熏得发黑。老板娘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，围裙兜里插着两双长竹筷，见我站在门口，就拿白瓷碗舀了半碗热面汤递过来说：“先暖手，面马上好。”
等面的时候我注意到柜台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纸。纸是黄裱纸，用毛笔竖着写：“马秀兰，搪瓷厂三车间，每周三下午休息。”旁边别着两枚蓝色塑料发卡，发卡上拴着一条红毛线。我问老板娘这人是谁，她一边拉面一边说不认识，纸是上个月打扫墙角从砖缝里抽出来的，同事的孩子拾来压在这里。
“那发卡是新的，红毛线没褪色，像是最近缠上去的。”老板娘把面端上来，“你要是想找她，不如去搪瓷厂问问门房。”
一份变黄的登记表拼出个大概
搪瓷厂1986年改过一回名，2003年整体搬去了秦王川。老厂区现在还留着三栋红砖宿舍楼，楼下晾衣绳上挂满被单。门房换了三任，现任看门的老周说他1998年上岗时，马秀兰已经办了内退。
老周从木头抽屉里翻出一本职工花名册，封皮是牛皮纸的，翻到三车间那一页，找到“马秀兰”的名字。工种栏写着“喷花工”，入厂时间是1969年11月，备注栏用铅笔补了一行：“住和平新村39号，无子女，夫姓王，已故。”老周指指那行字：“她男人是搬运工，1993年夏天给百货站拉货时出的事。”
从一张定额存单上摸到更近的线索
笔记本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兰州城关区信用合作社的定额存单，面额五十元，存期一年。纸张比别的纸新一些，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个“张”字，旁边画了三个圆圈，圆圈里分别写着“早”“中”“晚”。存单户名是“马秀兰”，开户日期是1991年4月12日——那天牌价米每斤三毛八，牛肉每斤两块二。
我按存单地址找过，和平新村当年拆迁，39号的位置现在立着电信营业厅的玻璃门脸。营业厅西北角有个修鞋摊，摆摊的妇女姓罗，甘肃定西人，她说她认识马秀兰。
- 1995年——马秀兰每周三晚上来修鞋摊取旧挂历，说是剪窗花用；
- 1998年——她托罗姐把两双胶鞋捎给乡下的侄子，留了一个固定电话号码；
- 2001年——电话打过去是空号，后来听人说她跟一个徒弟去了定西，摆了个卖搪瓷碗的摊子。
笔记本里没有更近的字迹了。我翻了不下十遍，最后一页贴着张三分邮票，盖的是兰州平凉路邮政所1993年8月21日的邮戳。邮票底下压着一片干枯的柳树叶，叶脉完整。
现在回想从头到尾找的兰州和平小巷子姑娘联系方式，当年那张压在面馆玻璃板下的黄裱纸和塑料发卡仍然没有下落。发卡是蓝色的，红毛线在纸上盘了三个圈，大概是她自己系的。
上礼拜我又去了趟和平新村，修鞋摊还在，罗姐说前阵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也来打听过马秀兰，手里拿着一张搪瓷盆底的照片。她让他去定西河滩市场问，那年轻人连夜坐长途车走了，再没有回来过。
墙角那枚订书针锈得更深了些，我把车票按原样夹回笔记本里，合上本子时，票根间的摩擦声沙沙的，像是有人从远处用碎步走过来。黄裱纸和蓝色发卡我始终没找到，倒是罗姐后来告诉我，她去年清理摊位底下时，捡到一枚白色塑料纽扣，扣眼上缠着一小撮灰毛线，像是从织了一半的毛衣上扯下来的。
她把那纽扣放在我手掌心里。是普通的那种衬衫扣，边沿磨得发亮，背面有一个小小的“兰”字模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