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去卖身,去哪卖｜一张旧车票引出的正经问路
抽屉最底下压着一张1998年的长途汽车票，红底黑字，票价写着“三元五角”。那是从镇中学到县城的班车票。我捏着它，忽然想起当年那个站在售票窗口前的自己——嘴里念叨的正是这句话：“我想去卖身，去哪卖？”
那年我三十一岁，教初三数学，月工资一百八。儿子上小学，学费要一百二。我爹住院欠了六百块债，年底就得还清。我妈偷偷跟我说，县里有个劳务市场，说是“卖身”其实不是那个意思——就是签合同，把自己卖给工厂当临时工。我听完就在校门口发呆，第二天请了半天假，揣着皱巴巴的车票去了。
一、车站对面的那条街
县城汽车站出站口左转两百米，有个砖墙围起来的院子，门口挂白牌子，写“城关劳动力信息服务站”。院子里摆几张长条桌，桌前坐满了人。我记得有个穿蓝布衫的大姐，旁边竖一块纸板，上面用毛笔写：“招服装厂缝纫工，包吃住，月薪两百，签一年合同。”
我挤过去，手里攥着那张售票员给的“务工登记表”，小声讲：“我要……我要找那个卖身的。”身边有个戴圆眼镜的老头，听见我这话，指着对面肉铺说：“那边挂着请刀手的条子，你去看看。”
他误会了。我说的“卖身”是去工厂签长期工，他以为要找猪肉档的伙计。后来还是那位蓝布衫大姐解释明白：正规的地方叫“职业介绍所”，不是“卖身”，是“劳务输出”。她递给我一张黄纸片，上面列着三个工厂的招工电话。
“姑娘，记住这规矩——签哪儿都行，别信没门脸的中间人。他们嘴里的‘卖身’是骗你去黑窑子。”大姐说这话时，我手里的汽车票被汗浸得软塌塌的。
二、养老院的名单与窗台的账本
那张车票后来没派上用场——我最后还是留在了学校。但“卖身”这个词，在我后半生里换了三次意思。
四十五岁那年，镇上开起第一家民办养老院。我去当护理员，算正式工。签合同时院长说：“这回可是真把自己卖过来了——每天八小时，一个月休四天。”那时我明白了，“卖身”在本地人口中，就是把自己当商品递给日子，换取一份吃食。养老院三楼角落有个铁皮柜，里面锁着每位老人的护理协议。有天我帮熊婶整理衣物，翻出她三十年前在纺织厂的“卖身契”——一张泛黄的招工登记表。熊婶说：“当年我也问过‘我去哪卖’，人家指了个车间，我就进去了。”
同一个词，从锅炉房的热气里冒出来，又从缝纫机的哒哒声中掉下去，落回来时都没变过形状。
五十二岁那年，我儿子大学毕业要在省城买房。首付差两万，我翻出床头铁盒里的存折，上面只有九千。邻居老周劝我：“去夜市摆摊卖卤味，也算把人力卖了换钱。”我没听。当天下午我去城东建材市场，找到那家卖瓷砖的仓库，问要不要代搬货的——人家看我头发花白，没要。
后来还是把那张1998年的车票贴回了老家木箱盖内层。每回掀开箱子，黄纸片底下还压着我那两张二〇〇九年“申领最低生活保障”的回执单。
三、旧物箱里的答案
上周整理东西，我又看见那张车票。票面上的印字还清楚，“宁远客运—县城”。我拿出放大镜，对着背面的旅馆广告看，上面印着一行红字：“本店代购去南方各厂车票，兼办务工证”。忽然我笑出声来——当年要去的“卖身地”，三十年后就在我儿子住的小区门口，那家叫“兴达劳务信息窗”的中介门脸，玻璃上贴着招保洁和保安的纸。
“我想去卖身，去哪卖？”这个问题，那年我在车站院子里问过，在养老院走廊问过，在建材市场门口问过。现在我不问了，因为答案早就嵌进生活的缝里——就像那道被我填进墙洞的水泥，起光了，摸上去平顺，但使劲抠，还能看见里面卷起来的汽车票边角。
窗台上那把旧搪瓷杯晃了晃，是楼下卡车过路的震子。我抬眼往外看去，太阳正斜在邮电局塔吊的尖上，一片云从北边慢吞吞移过来，影子盖住了小区门口那家劳务信息窗的蓝色招牌。我拿起一片布，去擦搪瓷杯底水锈的印子；擦到一半，手停了。
那只杯子的底部，至今还印着当年工厂上门来招人时留下的蓝色墨水戳——“长岭织造厂，常年收调机工，当日签约”。当年塞给你这张纸的人，现在已经认不出你；但那张短途车票上的折痕，跟我左手无名指的新茧混在一个阴影里。傍晚的蚊子嗡嗡响了，院里一阵风吹过晾衣杆上的旧围裙，那口袋边落下一粒黑灰色的灰渣。我站起身，想再去翻一趟抽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