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同性恋会所｜东四胡同里的老茶室与二十载烟火
去年秋天，我路过东四十二条，那间挂着“松风茶舍”木牌的房子正在装修，工人把一扇老榆木门拆下来扔在路边。我认得那扇门，推开时底下会蹭着青砖地，发出“吱——”的长音。如今它躺在一堆水泥袋旁，门板上还有当年我们用粉笔写的“周六下午闭店修炉子”几个字，剩半边“修”字看得清。我站了五分钟，没有进去，转身走了。
这间茶舍不挂牌匾说明经营内容，熟客都叫它“东四那家”。1998年到2014年，它是北京同性恋群体里口口相传的去处，一个喝茶下棋、读报聊天的正经地方。我和它打交道，是因为我1997年从中学退休后，被街道办请去当“社区文化活动协调员”，隔三差五要去看看几家公共活动场所的消防和卫生情况。松风茶舍在名单上，所以头一回推那扇榆木门，是在1998年春天。
一张桌子和一个登记本
茶舍里外两间，外间摆四张方桌，靠墙一排书架，搁着《读者》《北京晚报》和几本旧《收获》。里间是烧水间兼储物室，有个三层的铁皮柜子，第一层放茶叶罐，第二层放扑克牌和象棋，第三层搁一本蓝色硬皮登记本。
老板姓岑，那年五十二岁，戴一副细框眼镜，说话慢。他跟我解释：“来的人基本都是通过朋友介绍，进门先写个名字和电话，不是查户口，是万一有东西落这儿好找失主。”我翻过那本子，上面写着“王立群，呼机号……”还有“小周，晚上七点后打座机”。有人只写个姓，有人画个笑脸。本子用到2003年，换第二本，封皮是绿色。
我不瞎猜，那本子上的名字大多我都见过。来喝茶的有中学美术老师、医院放射科 technician、鼓楼一带修自行车的师傅、卖盗版碟的小贩。他们来了就喝茶，五块钱一碗茉莉花茶，续水不要钱。有人下象棋，有人拿毛线织东西，有人趴在桌上写教案。单从日用来看，跟胡同里任何一间老茶馆没有两样。
真正不一样的是说话方式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说“我对象”，不用改口说“我媳妇”或者“我朋友”。岑老板有一回跟我说：“陈老师，您别觉得这儿特殊，这就是个让大伙儿能顺嘴说话的地方。”
冬天炉子上的烤馒头片
每年十一月十五号，胡同里统一供暖之前，茶舍先点起一个铸铁炉子，烟囱拐两个弯伸到窗外。炉盘上常搁着几片切好的馒头，谁饿了就拿筷子夹着烤，烤到两面焦黄，掰开抹上王致和酱豆腐。我记得2005年冬天，有个姓方的小伙子，清华毕业的，在中关村做软件，每周末来坐一下午。他不大说话，就烤馒头片，烤完了分给邻桌的人。后来他出国了，临走把一副云子象棋留在里间柜子上，说“给下一位爱下棋的”。现在那副棋子还在我家抽屉里，岑老板2014年关张前打电话问我要不要留着。
2008年夏天，北京开奥运会那阵，社区要求所有公共场所检查灭火器。我陪着消防员老赵去茶舍。老赵检查完，坐下了喝了杯茶，问我：“这儿是那什么吧？”我说：“就是个茶舍。”老赵点点头：“我看也像，没乱七八糟的东西。”后来他成了常客，周末来下象棋，输了请喝茶。他从不提别的，岑老板也不问。
两代人的茶杯
茶舍的杯子是白瓷的，杯底印着“北京第三陶瓷厂”，有的缺口了也不换。2000年以前，来的多是四五十岁的人，穿蓝灰夹克，腰带别着钥匙串。2010年以后多了年轻面孔，穿帽衫，背双肩包，进门先问“有无线网吗”。岑老板不会装路由器，让一个常来的大学生帮忙弄的，密码写在墙上小黑板上，七个字“songfeng211”。
我退休前教了三十年语文，看人习惯看手。老一代喝茶的人，两只手捧着杯子，拇指扣在杯沿上；年轻人单手握杯，眼睛看手机。但有一点相同——他们都把杯子里的茶喝到见底才走。
2013年9月，岑老板告诉我，儿子要接他去燕郊住，这房子得卖。我问那这个“北京同性恋会所”要不要换个地方开。岑老板笑了：“陈老师，您跟街道汇报就这么叫？我从来没这么叫过，这就是我的茶舍。不过您别说，这词儿听着倒正经，跟‘北京京剧票友会’似的。”
最后一天营业，2014年1月12号，下小雪。来了二十几个人，坐满了四张桌子。没人说话，都喝茶。岑老板把那个绿色登记本拿出来，说：“今儿不写了，想带走的带走一页。”有人撕了有自己名字那页折进兜里。我等所有人走完了，帮他把炉子灭了，灰掏干净，锁上门。
锈住的锁和门轴
去年装修工人把那扇榆木门扔在地上时，我蹲下来看了看门轴，没上油，锈得发白。我试着推了一下，纹丝不动，地面已经换了新的水泥砖，门框尺寸不对了。工人叼着烟问我：“大爷，这破门您要啊？”我说不要。他拿撬棍把门板上的合页拆下来丢进铁皮斗里，叮当两声。
我从兜里掏出一片干馒头，早上吃剩的，本来想喂胡同口那只三花猫。我顺手把它放在门板原来靠墙的位置上，然后就走了。走出胡同口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，脚手架挡着二楼的窗户，原来那面挂着“松风茶舍”木牌的墙上，现在涂了一半的灰色防水涂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