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坛汽车东站对面巷子｜一本旧票据簿里的集场记忆
我在县档案馆的废纸堆里翻到那本蓝布封面的票据簿时，封皮已经脆得像干透的桑叶。翻开第一页，工整的钢笔字写着“1987年4月15日，金坛汽车东站对面巷子，麻油馓子，二角”。纸页泛黄，但墨迹清晰。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一天，某个走街串巷的小贩，在等车去常州进货的间隙，从巷口买了两根油馓子。他的记录习惯救了他——这本票据簿后来成了他记账的底册，也成了我写地方志的引子。
票据簿里夹着一张撕了一半的汽车票，票面印着“金坛—常州”，票价一元七角。汽车东站是那个年代全县往外走的唯一通道。出站口对面那条巷子，宽不过三米，两侧挤着低矮的瓦房，屋檐下挂满咸鱼和干辣椒。巷子不长，走到底约莫两百步，却像一根血管，接住了全县最杂的人流。卖老鼠药的、修钢笔的、兑鸡蛋换粮票的，都在这里蹲守。票据簿主人姓周，住巷子中段第二个门洞，门楣上钉着“周记百货”的木牌，牌下常年支着一张折叠桌，桌上摆着针线、纽扣、松紧带，还有一角包着玻璃纸的芝麻糖。
一张欠条和三斤粮票
票据簿里有一页特别薄，是那种老式的复写纸圆珠笔字迹：“5月3日，欠朱家阿婆三斤粮票，下月发工资还。”周记百货的生意不大，但欠账的、赊货的全靠这本簿子记着。朱家阿婆住在巷子最里头，每天清早搬个小凳坐在自家门槛边，面前放一盆煮好的嫩玉米。她卖玉米不收钱，只收粮票。那年月居民粮票有定量，差一两都不行。周记百货的饼干、桃酥可以拿票换，但换玉米不行——那是朱家阿婆自己的规矩，她只说“粮食换粮食，不为挣，只为匀”。
我后来从县粮食局的旧档案里查到，1987年金坛全县粮票调拨量为历年最低。那年雨水多，夏粮减产，城关镇的几个粮店门口排过通宵。但东站对面巷子里的交易没断过。周记百货的桌上多了一杆秤，秤砣是铁铸的，称粮票、称布票，也称鸡毛鸭毛。朱家阿婆的玉米盆旁边多了一块小黑板，上面用粉笔写着“今日换粉：四两新米换一斤干面条”。巷子里没有电灯，天黑后各家点亮煤油灯，灯影把人的影子拉长，搭在对面墙上，晃来晃去，像一个巨大的皮影戏。
金坛汽车东站对面巷子的热腾气，不在东西，在人。每天第一班车五点半到站，下来的乘客还没蹬落脚，巷口卖豆浆的刘姐就扯开嗓子喊“喝碗热的再走”。她的豆浆是石磨磨的，天不亮就起来泡豆、推磨、滤渣。豆渣她舍不得扔，装进布袋吊在屋檐下，渗出的水用来浇门口那两棵石榴树。有人笑她小气，她指着树说：“你看这叶子，肥不肥？”秋天石榴挂果，她摘下来分成小份，用旧报纸包好，逢路边买票的人就塞一个，不要钱。
修车摊上的年轮
巷子拐角处有个修车摊，摊主姓陈，人唤陈瘪胎。他摊前挂着一串旧内胎，一圈圈盘起来，像一条条熟透的蛇。1989年秋天，东站改造，扩建候车室，巷口被围挡拦了一半。陈瘪胎的摊子缩进半米，只剩一个工具箱和两把矮凳。他脾气大，但手艺好。那年流行一种带飞轮的变速车，坏了没人敢拆，他拿个螺丝刀三下五除二就卸开，嘴里叼着手电筒，光柱打在零件上，亮白混浊。修车的人从外地回来，背着一袋水果，放在他工具箱上说“压压惊”。他不客气，剥个橘子边吃边拧螺丝。
九十年代中期，汽车东站前后改过两次候车路线。对面巷子里的店铺也跟着换了几茬：录像厅改成游戏厅，游戏厅再改成小旅馆。周记百货的木牌换成了铁皮招牌，写着“便民超市”。朱家阿婆去世那年，玉米盆收了，小黑板被人拿去垫了桌角。陈瘪胎的修车摊还在，只是巷口装了路灯，他就把灯线扯过来，加了一盏白炽灯，夜里也亮着，照着地面上一片油渍，那渍子里嵌着车链条的断节和螺丝帽。
票据簿的最后几页是空白的，只有最后一页写了半行字：“1993年4月，拆迁通知下来，东站北移，巷子保留。”后面没有下文。周记百货后来搬到了新车站附近，刘姐的豆浆摊在拆迁后改成了饭馆菜单上的一道早点。只有陈瘪胎没搬，他把工具都收进一个铁皮房里，蹲在门口抽烟，有人问他还修不修车，他指了指墙角的牌价表，上面用涂改液改过好几次，最后一行字是“打气两毛”。
铁皮房门口的石榴树
去年秋天我又去了一次，金坛汽车东站对面巷子还在，只是不再通客车。地上的青砖换成水泥砖，墙面刷了白漆，漆面上贴满各类招工、转让的通知。陈瘪胎的铁皮房锁着，门口长着一棵石榴树，树不高，叶子却壮实，像是有人浇过豆渣水。树干上拴着一根塑料绳，绳头系着一只打气嘴，气嘴的胶管已经硬化，裂开了几道口子。风从巷口灌进来，打气嘴敲在树干上，发出咚咚的闷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