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头巾妇女｜一间杂货铺的风雨人情
去年腊月二十八，我把铺子盘给了隔壁卖卤味的刘家老二。收拾货架时，角落里滚出一条蓝色头巾，棉线织的，边角磨得泛白。那是阿依莎的。
阿依莎来我店里买东西，前后快十年。她总是包头巾，春夏秋冬，从不摘下来。起初我以为是年轻人赶时髦，后来才晓得，她是从西北嫁过来的，风俗如此。头巾底下压着一双眼睛，亮得吓人，看人看物都带着一种认真的劲道。
第一个冬天
2013年冬天，临街的水管冻裂了，我店门口积了一地冰碴子。那天早晨我刚卷起卷帘门，就看见一个包头巾的妇女站在台阶下，搓着手，鼻尖冻得通红。
“老板娘，借个簸箕成不？”她说话带着点卷舌音，“我住巷子尾，门口水漫过来了。”
我把簸箕借给她，又塞了双棉手套。她没推辞，接过去弯腰就铲冰，动作利索得像干惯农活的。一上午，她不仅把自己门口清了，连带把我店门口的冰碴也全铲干净了。回来还簸箕时，她在柜台上放了一袋烤馕，还冒着热气。
“自家炉子打的，你尝尝。”
馕很香，芝麻粒烤得金黄。她自报家门：“我叫阿依莎，刚搬来半年。在城东批发市场摆摊，卖干果。”说到干果，她眼睛亮起来，“大枣是我娘家种的，个大核小，你卖不卖得动？”
我没卖过干果，怕压货。她也不勉强，只留了一包红枣让我试销，说“卖不动就不收钱”。结果那包枣三天就卖完了，后来又补了三次货。阿依莎送枣来的时候，总是骑着那辆二八大杠，车后座捆着麻袋，头巾系得一丝不苟。
下午三点的光景
干果生意做开了，她来得更勤。每天下午三点左右，学生放学那阵，她会骑到店门口，停好车，进来喝一碗茶。那时候我店里有张折叠桌，她坐那张矮凳上，头巾贴着后颈，额头沁出细汗。
我用玻璃杯泡茶给她，看她小口喝。她说以前在老家，也是守着炉子卖馕饼，日子紧巴巴的。男人先出来打工，后来她把孩子也带出来了。“头巾在这边有点扎眼，”她说着扬扬下巴，“但我不怕。包头巾是我的规矩，我认。”她补充道，“法院判我婆婆搬出去住时，法庭上我也是这样包头巾去的。法官问为什么，我说这是我的生活方式。”
我愣了一瞬，她摆摆手：“别怕，家务事，解决了。”
我没细问，但记得她那阵子确实瘦了一圈。后来才知道，她婆婆嫌她摆摊抛头露面，闹腾了几个月。阿依莎没吵，只是把账本摊开，一笔一笔念给婆婆听——铺面租金、进货成本、孩子学费。账目清楚明白，婆婆哑口无言。
她把账本收进包里时说：“我包头巾，不包脑子。该算的账，一分不差。”
这话我记到现在。
搬迁那天
去年秋，批发市场规划改造，阿依莎的摊位要没了。她来我店里坐了一下午，喝了两壶茶。彼时她头上换了浅灰色的头巾，鬓角白了几缕。
“老板娘，我想租你这铺子的半边墙，挂货卖。”她说得认真，“你店门口朝向好，路人看得见。”
我没立即应。临街半边墙不是小事，货品不好分开。她看出我犹豫，也没催，只是第二天骑车载来一箱无花果干：“尝尝，新疆产的新品种。”我撕开一颗，确实是好货。后来我们商量了个章程——她每个月来店里寄卖两箱干果，按销量结钱，退货运费她自己担。这比租墙还干净。
可人算不如天算。市场虽然拆了，但她亲戚在城南新开了铺面，请她过去帮忙理货。她反倒不来了。那箱无花果干，她走前留在我柜台下，说要让我卖完。
最后一面
听说她要走那天，是12月中旬。她来店里，没像往常那样喝茶，只是把那条旧蓝头巾叠得方方正正放在桌上。
“老板娘，我们回老家去了，孩子上高中，那边学校好。”她的声音比平日轻一些，“这几包杏干压你那儿，你慢慢卖。要是卖不完……”她顿了顿，笑了，“那就算啦。”
她走的时候，那条蓝头巾还落在椅子上。我追出去递给她，她摇摇头：“留个念想吧，你冬天擦擦火炉用。”然后蹬上二八大杠，逆着风骑远了。头巾换成了新的深红色，在灰扑扑的街尾像一小片帆。
如今我店关了，蓝头巾挂在门把手后头，沾了灰尘也没法洗。刘家老二昨天问我要不要把旧货架一起搬走，我说你拿去吧。唯独那条头巾，我轻轻摘下来叠好了，放进衣橱最上层。窗纱被风掀起一角，街对面新开了一家水果店，店员是个扎马尾辫的小姑娘，正举着伞在遮太阳。她的头发在风里飘着，没有头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