云岩区站街地方在哪｜巷口问来的三个老地址
你问云岩区站街地方在哪，我头一个反应是笑。本地人听见“站街”两个字，先想到的不是别的，是早年间那些拉板车、摆修鞋摊的师傅，站在街边等活儿。他们不坐店，不吆喝，就靠着墙根站着，脚边放一把锤子或者几卷胶皮。我去年秋天专门花了两天，把云岩区几条老巷子走了一遍，跟四十多个路人搭话，最后在黔灵东路和虎门巷的交界处，问到一个穿蓝布围裙的老裁缝。他卷着皮尺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你找站街的？那边，出巷口右拐，老供销社门口，天天站着五个。”
第一处：虎门巷供销社门口
老供销社的门脸缩在两栋八层居民楼中间，水泥墙上的“日用百货”四个字还留着红漆底子，字凹进去的地方积了灰。门口有一棵歪脖子槐树，树根把水泥地拱起一道裂缝。我数过，上午九点到十一点，这里固定站着五个人，三个是修自行车的，一个补鞋，一个配钥匙。
补鞋的老周六十三岁，贵州平坝人，在云岩区站街三十一年。他跟我说，八十年代末他刚来的时候，这里连柏油路都没有，全是碎石渣。他的摊子就是一块搓衣板，板上立着“补鞋2毛”的纸壳。现在搓衣板换成了折叠凳，价格涨到八块，但站街的规矩没变——
“人不能坐，坐了就没人当你是干活的。站着，人家才觉得你手快、腿勤，随时能走。”老周拿锥子扎进鞋底，又补一句，“屁股一沾凳子，生意就跑一半。”
那天我在槐树下蹲了四十分钟。老周补了两双胶鞋，接了一个配钥匙的活儿，中间还帮一个老太太把煤气罐挪上三轮车。他全程站着，弯腰、直身、再弯腰，像个上了发条的木头人。他脚边放着一个搪瓷缸，缸底沉着半寸厚的茶垢，盖子翻过来当烟灰缸。
第二处：威清路桥头石阶
过了虎门巷往西走二十分钟到威清路，桥头的石阶又是一个站街聚集点。这里的人不一样。他们不修东西，是等人雇的——搬货、扛水泥、拆墙，典型的小工市场。
石阶一共七级，最上面一级坐着个戴军绿色帽子的男人，五十来岁，脸上有块疤。他说自己姓刘，金沙来的，在云岩区站街干了十三年。“我们不蹲，蹲着像要饭的。站着，眼皮一抬就知道有人要雇工。”他指了指石阶对面一家五金店门口的磅秤，说早些年那里放着一块黑板，谁家要搬东西就用粉笔写几个字，站街的人自己上去抢活儿。现在人人都有手机，但黑板撤了，人反而更认老地方。
我问刘师傅一天能等来几单。他掰着指头算：
- 周一到周三，运气好，两单。搬家具、扛水泥袋，一趟五十到八十。
- 周四最差，有时候一整天没人问，午饭就啃两个馒头。
- 周五下午到周末，附近的市场进货，会有老板按天包人，一天一百二。
正说着，一辆白色货车停到桥头。货厢里堆着成箱的瓷砖。刘师傅没动，旁边两个年轻些的突然直起身子，几步跨过去，扒着车帮跟司机谈价。刘师傅朝我努努嘴：“看见没？站街的规矩多得很。年纪大的不跟年轻人抢，但他们扛得比我快。”
第三处：省府西路老邮局门廊
最后一处在省府西路。那里有一栋三层的砖混老楼，门楣上“邮电局”三个字的铜牌被卸了，只剩下四个膨胀螺栓的洞。门廊很深，宽大概三米，进深有六米，顶上吊着两根日光灯管，白天也亮着。
站街的在老邮局门廊里主要等两类活儿：帮人写信，或者代填表格。现在写信的人几乎绝了，但每年三四月份，附近社区的老人会来这里填养老金资格认证表，那几天站街的能忙一阵。平时早上和傍晚，这里也固定有一个人——姓孙，七十四岁，戴着老花镜，腿上摊一块木板，板上夹着一沓空白表格纸。
孙伯说话很慢，每吐一个字都像从抽屉里往外翻东西。他告诉我，他自己不是专门站街的，退休前是邮局的收发员。“我站在这门口，就是图个热闹。有人来问路，我指一指；有人要填表，我递一副老花镜。”他的工具就是一块木板、一支蓝黑墨水钢笔、一瓶固体胶。
门廊的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公告，纸边卷起，上面的日期是二〇〇七年。孙伯说那是邮局最后一次贴的报刊订阅表。他伸出食指，在纸上轻轻划了一道，指尖停在“《贵州都市报》每月 15 元”的字样上。
“那会儿站街的人还会帮人订报，收两块钱跑腿费。现在你给两块钱，人家都嫌占口袋。”
他笑了一声，把木板上的表翻了个面，露出背面用圆珠笔写的几行电话——全是附近修水管、通马桶的手艺人号码。他说这就跟站街一个道理，“你得让人一眼知道你能干什么。”
“站街”这个词，在本地话里不提那层别的意思
我把云岩区站街地方在哪这问题问了十几个老街坊，最后总结下来，答案其实一串地名：虎门巷供销社门口、威清路桥头石阶、省府西路老邮局门廊，外加一个常被漏掉的——黔灵巷菜场后墙根，那里站着三个人，卖的是手工竹刷子和棕扫帚，一年到头只在冬至前后才出来。
老周收摊前跟我说了一句话：“站街容易，站住了难。地会涨租，墙会拆，你那双鞋要是站太久了，鞋底磨穿都买不起新的。”他蹲下来系鞋带——那会儿终于蹲了——站起来时朝巷口看了一眼，对面那栋楼的三层窗户里，有人正伸手收晾在防盗网上的袜子，动作又慢又稳，像是也在那儿站了好多年。你不知道他是在看天色，还是在等谁。槐树叶子又掉了一把，落在废车胎边上的水洼里，浮浮沉沉，也没人踢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