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州路桥横街站街｜雨天的摊位和熟客的账本
下午两点，雨丝斜着飘，我在横街站街的廊檐下收了伞。说是站街，其实这里不是那种拉客的地方，是镇上最老的一条街，两边店面挤着，屋檐伸出来连成一片，雨水顺着瓦缝滴在水泥地上。我在这条街上开杂货铺开了十二年，铺子不大，三十来平，货架一直顶到天花板。今天不是赶集日，街上人稀，几个老太太坐在自家门口择菜，菜叶扔进搪瓷盆里，啪嗒啪嗒响。
隔壁修鞋摊的老周也没出工，蹲在门槛上抽烟。他见我过来，用下巴朝街尾努了努：“那边新摆了个卖海货的摊，你瞅瞅去？”我没立刻动，雨还下着，先前进货的两箱方便面还压在店里的三轮车上。我转身回店，把货搬上货架，又拿抹布擦了一遍铝锅。这些锅是二十年前刚开店时进的，如今还剩六个，底都黑了，但客人还是挑它们买，说是便宜耐用。
雨小了，我锁上门，往街尾走。横街不长，从头到尾两百来步，但每步都能踩到年代：路上铺的石板是九十年代换的，边角磨得圆滑；拐角的电线杆上钉着铁皮牌子，写着“家电维修”和“配钥匙”，字是油漆刷的，褪得只剩轮廓。站街的人也换了面孔，早先摆摊卖菜的那批老人，如今换成了年轻人在手机上接单送鲜货。
卖海货的摊子摆在药店门口
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，头发用橡皮筋扎着，手边一只塑料桶，里头是花蛤和蛏子，另有一只泡沫箱，装冰鲜小黄鱼。她面前贴着张白纸，写着“路桥本地货”几个字。我蹲下翻了翻蛏子，壳上还有泥，肉饱满。她开口：“老板娘，要的话给你挑，十块一斤。”我说行，就弯腰挑。正挑着呢，过来一个穿雨衣的老伯，自行车后座绑着两袋米，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，指着花蛤问：“怎么卖？”女人说：“八块。”老伯摇头：“昨天街口卖六块。”女人没抬杠，说：“那是养过的，我这是今早潮水刚捞的。”老伯摸摸口袋，还是走了。她也不恼，把桶往里挪了挪，怕被药店的人嫌弃占道。
我随口问她从哪儿上的货。她说从金清那边，凌晨三点去海边接货，骑三轮车过来要四十分钟。“这边站街位置不好，药店门口风大，夏天晒不到太阳，冬天倒是冷。”她说这些话时，手没停，利落地用袋子把蛏子装好，掂了掂：“两斤半。”我付钱，又问她一天的能卖多少，她含糊说时好时坏，反正来回油钱和泡沫箱钱能挣回来。广播里有人说雨天病菌多，让她挪挪，她应着，没动，手里继续择一棵葱，大概是自己中午没吃饭。
我又朝前走几步，街边水果店在收纸板箱，老板娘拿脚踩扁，叠成一摞。她看见我，跟我抱怨今早批来的黄瓜压坏了三根。我们聊了几句雨天生意，她丈夫在里面看电视，声音开得很大，是本地台州的方言剧。这种声响跟雨声混在一起，像街上永远不断的背景噪音。
理发店的镜子照出站街的大半辈子
水果店斜对面是阿琳的理发店，开了不只十年了。阿琳今年五十多，店面细长，只容两张椅子，沿墙一面大镜子，镜框是不锈钢的，角落生了几点水锈。她正给一个老人吹头，见我进来，点了下头，嘴没停：“横街这些年，走的人比来的多。以前街口是供销社，后来拆了建楼房，底楼租给卖手机的。”她拿着吹风机，风热得闷，我把买的海货放地上，站在那里等雨再小些。
镜子里能看见街上的景象——一个骑三轮车的小伙子载着几箱饮料，拐进巷子之后看不见了；卖海货的女人还蹲在她摊前，拿个塑料袋遮住小黄鱼，怕雨淋坏了。阿琳给老人剪完发，收十块钱，老人递过来一张皱巴巴的五块和五个硬币。阿琳没数，直接扔进抽屉。那抽屉我熟悉，里面什么都有：备用电池、螺丝刀、半包瓜子，还有一本写满电话号码的旧练习本。
雨彻底停了，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，街面上的积水开始反射对街招牌的影子。我提着蛏子往回走，经过修鞋摊老周又开门了，他摆出补鞋用的黑胶和铁撑子。老周说：“这天看不好，等会儿还得下。”我说：“下就下吧，反正横街的屋檐连着，淋不到。”老周笑了笑，没接话，低头用锉刀磨鞋底，磨下的橡胶末落在水泥地上，细细一层，有点焦味。
我走回我的铺子门口，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，看见墙角的砖缝里长出一棵构树苗，叶子绿的，是今年新冒的。街上那个卖海货的女人开始收摊，她把桶里剩下的一点水倒进下水道，水声哗啦，很快没了。远处传来小学放学铃响，是那种电子的钟声，隔着几条街传过来，有点闷。我想起十多年前，这个时间，我店里总是挤进来几个学生，买五毛钱的辣条，然后一路跑着回家，手里攥着找回来的毛票。如今那些学生不知道在哪个城市，而我的柜台上还留着当年的糖果盒子，铁皮已经生锈，盖子合不上，半开着，里面空的。雨又开始下了，我先拉下卷帘门，门缝里还透光，直直落在地上的水洼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