鸡婆院｜旧菜票引出一段街头往事
昨天整理母亲遗物，从一本旧户口本里掉出一张粉红色菜票。票面印着“鸡婆院食堂”五个字，一角被油渍洇透，日期栏写着1987年4月。母亲在菜票背面用圆珠笔抄了一行小字：“小三子满月，在院里摆了三桌。”我盯着这行字发了很久的呆，脑子里突然浮起那个早已消失的地名——鸡婆院。
鸡婆院在城西老巷的中段，夹在副食品商店和修车铺之间。1980年代，那里是一排平房围成的院子，住着七户人家，全是菜场职工。为什么叫鸡婆院？老住户的说法是，院门口常年摆着几个大竹筐，里面挤着活鸡活鸭，卖鸡的婆娘嗓门大，手上抓着鸡翅膀，嘴里喊着“五块八一斤，不买别摸”。久而久之，过路人就喊那里“鸡婆院”。我家在院子里租过三年房，母亲在菜场卖豆腐，父亲在肉案上帮工。
那张菜票是院里的食堂发的。食堂不大，两口大锅，一张白木案板，掌勺的刘婶以前在国营饭店做过。每个月月底，院里的大人凑钱买米买油，刘婶负责做一锅红烧肉，每家分一碗。我的印象里，红烧肉的香味能从院头飘到院尾，飘过晾衣绳上颜色各异的尿布，一直钻进隔壁修车铺的油污味里。
那天母亲生完小三子，院里凑份子摆了三桌。菜单我记得清：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清蒸鲈鱼、一大盆猪脚黄豆汤。刘婶半夜就来生火，头一天下午她蹲在院门口拔鸡毛，拔下来的鸡毛扔进煤炉里，焦糊味混着鸡汤的鲜气，惹得附近几条狗都蹲在院墙外不动。
鸡婆院的规矩，是院里人自己定出来的。总共有五条，用粉笔写在一块小黑板上，挂在食堂边的墙上：
- 串门可以，吃饭得赶在晚上七点前，过了七点不准敲人家门。
- 小孩打架大人不许护短，谁家孩子哭了谁家大人自己管。
- 院里晾衣绳按根分，南边两根归三楼以上，北边三根归两家带老人的。
- 卖不完的活鸡不能留在院子里过夜，得送回乡下的亲戚家，怕一夜鸡叫吵得整条巷子睡不安稳。
- 每月三十号大扫除，水管是公家的，肥皂自带。
我那时候六岁，对这些规矩半懂不懂，记得最清楚的是过年。腊月二十八，院里妇女集体出动，蹲在门口杀鸡宰鸭。开水烫过之后，鸡毛一扯就掉，手快的一上午能收拾二十只。男人们搬出桌椅，在院子中间拼成一张长条案，铺上报纸，摆开砧板，剁肉的声音此起彼伏。鸡婆院这个名号，在腊月里叫得最响。
有一年秋天，院里新搬来一户人家，男人在轧钢厂上班，女人在棉纺厂。他们头一次在院里做饭，男人往锅里倒了半瓶酱油。刘婶站在旁边看了看，说：“你家这是要做酱菜啊？”男人不好意思，说：“我媳妇口重。”刘婶没接话，转身端来小半碗自己熬的猪油，倒进他锅里：“第一次在院里开火，当贺房了。”后来那男人每次见刘婶都喊“刘姐”，他媳妇学会了做红烧肉，但总说差着味。
一张菜票引出的地名变迁
1989年整治市容，鸡婆院门口的鸡笼子被要求撤掉。卖鸡的婆娘不愿意，坐在地上哭了一上午，最后街道办的人答应在菜场后面专门划一块地给她们，这才收了场。院子平安过了那一关，但名字已经传出去了，连派出所民警都知道这条巷子叫鸡婆院。
1992年城市改造，平房拆了，原地盖起六层楼房。老住户有的搬到郊区，有的进了还建房。院子里那口大锅、白木案板、写规矩的小黑板，全都随着推土机的轰鸣消失了。我家搬走那天，母亲把最后几块蜂窝煤塞给刘婶，刘婶没说话，掏出两张菜票塞到母亲手里，“留个念想”。母亲留着其中一张，直到去世。
前几年我为了查资料，翻过旧地图。1986年版的城区图上，那条巷子标着“菜农巷”，没有“鸡婆院”。1995年版的图上，巷子还在，但已经被框进一个更大的小区范围里，没标名字。地名没有进过正式的册子，它只活在那些年经过巷口的人嘴里。
我后来专门回去看过一次。六层楼房刷了新的涂料，底楼的店面开着一家重庆小面馆和一家彩票站。巷口的电线杆还在，上面钉着一块铁皮牌子，字迹模糊，勉强认得出“菜农巷”三个字。买菜路过的老太太听了我的来意，说：“鸡婆院啊，早就没啦。以前那个卖鸡的婆娘，听说搬到城南去了，不知道现在还卖不卖。”她停顿三秒，又补了一句：“那会儿她卖的鸡确实肥，用的料也比现在的足。”
一转身，东西就换了样
我站在巷口，手里攥着那张粉红色的菜票，油渍已经干硬，轻轻一折就裂了一道口。这是鸡婆院留给我的唯一实物，纸上沾着某一年的猪肉香气和煤炉灰，却再也碰不到那个坐在院门口、腿上铺着麻袋、手里拿剪刀拆鸡毛的婆娘。
她那年多大年纪？大概跟我妈现在同岁吧。她会不会也在某个旧包袱里，存着一张印着“鸡婆院食堂”的粉红菜票？
母亲临终前把户口本交给我，说：“里面的东西好好留着，别扔。”我翻遍整个本子，只找到那一张票。也许还有别的，也许母亲只存了这一张。刘婶家后来搬到城东，前年去世了，她女儿清理遗物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铝饭盒，里面装着十几张鸡婆院的菜票，票面上同样盖着“食堂”的红章。听说她女儿把那些菜票跟照片夹在同一个相册里，一张也没扔。
那个铝饭盒现在应该还在她家某个抽屉放着。我猜它的盖子上有几道深深的划痕，像是什么时候用刀尖划过留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