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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洞桥镇菜市场附近小巷子|早市散尽后的鲞腥与棋声

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一个周四的下午三点,我站在洞桥镇菜市场东侧那条仅容两人并肩的小巷子里。脚下是湿漉漉的水磨石地面,缝隙里嵌着几片被踩扁的芹菜叶和一颗滚落的鱼鳞。巷子两侧的墙根停着电瓶车,车筐里搁着空了的泡沫箱,箱底残留着化开的冰水。这条巷子此刻安静得能听见对面二楼窗户里传来的麻将牌碰撞声,但从早上六点到九点,这里曾经是全镇最拥挤的地方。

我之所以找到这条巷子,是因为一本一九九三年印刷的《洞桥镇商业网点登记册》。册子里用钢笔写着,原菜市场后门有七间沿巷店面,其中三间卖熟食,两间做白铁皮加工,一间租给了一个自称“奉化来的鲞货贩子”,剩下一间,挂的是“邹记秤店”的木头招牌。我想确认当年那杆校秤用的铜砣,是不是还留在某户人家的抽屉里。结果巷子外侧已经改造成了统一店招的生鲜超市,老门牌早拆了,只有巷底一扇漆皮剥落的木门背后,还传来钝器敲击铁皮的闷响——是白铁皮作坊的独苗,坊主姓汪,今年七十岁。

早市的骨架:鱼、秤与讨价还价

汪师傅把手里那把敲平的铝皮放下,用围裙擦了擦手指,从工作台下翻出一个塑料袋。袋子里是几张发脆的营业执照副本,最早的一张是一九八〇年。他说老菜市场在巷子东头,那时候没有固定摊位,渔民在江边码头卸货,用箩筐挑进来,沿巷子两边摆开。“你脚下这块地,以前放过三条装得满满的带鱼筐。有个叫阿章的鱼贩,每天凌晨三点从鄞江桥骑车过来,鱼筐用粗麻绳绑在自行车后座上,一路滴水。”汪师傅用脚点了点一块颜色较深的水泥地,“他就在这儿卸筐,秤是向隔壁邹记借的,每次称完,倒过来倒两下,让鱼身上的冰碴子掉干净再算钱。”

邹记秤店的老板叫邹宝发,左手大拇指缺了半个指节,是年轻时校秤砣被夹掉的。他每天都搬一张小竹凳坐在自家店门口,面前摊一本翻烂了的《斤两歌》——用毛笔写在账簿纸上的口诀,从“一退六二五”到“十五两算一斤十六两”。那个奉化鲞货贩子老蒋,每次进货量最大,却从不还价,只让邹宝发在账本上记一笔,月底结。汪师傅说,老蒋的咸鲞每条都先用竹签戳一下鱼背,看肉厚不厚,然后整条摊开在竹席上,晒到傍晚翻一次面,夜里收回屋里,第二天再晒。整条巷子在那个年代都弥漫着海盐和风干鱼肉的气味。

“他从不说话,把这捆鲞放秤上,我用手指比个数,他点头,钱就放旁边砚台底下。比现在扫码快。”汪师傅回忆起邹宝发的话,那杆红木秤杆还在我家棚顶上。

小巷的胃:熟食、肉摊和蜂窝煤炉

沿巷子往西走十米,有一块突出的墙檐,下面墙面上钉过七个铁钉——那是拉遮阳棚用的。八十年代中期的熟食摊,几乎不需要招牌。摊主是一个姓谢的矮个子男人,每天只做盐水鹅和鹅杂,提前半天去毛开膛,用一个大陶缸浸盐水,缸里放一把六月霜和半碗黄酒。开卖之前,谢师傅会在巷子里摆一张折叠桌,把卤过的鹅放在一块桐油布上,旁边用白纸票写着“前半只五元,后半只四元五”。买菜的人绕着桌子走,捏一下鹅皮看紧致度,再让谢师傅切一块腿肉当场咬一口。若碰上雨天,巷子两侧屋檐能接住大半漏水,顾客撑着伞排队,谢师傅就教大家把鹅油滴在白米饭上拌酱油吃。

到了九十年代末,菜市场进行了第一次改造,原来露天摊位进了玻璃大棚,这条巷子就只剩下一侧有店面。大约快进入两千年的那个冬天,隔壁“洞桥供销社”停止供应散装酱油和醋,熟食摊随之消失。

巷底人家:搬不走的蜂窝煤与晾衣绳

现在巷子底部的拐角处,仍有一户居民,门口常年搁着三只旧蜂窝煤炉,炉口搭着竹竿,晾着一排梅干菜。户主是个六十多岁的女人,姓周,以前在菜市场卖豆腐。她说当年这炉子是用作冬天焐热水的,镇上一家沐浴店关门后,她就把炉子搬回家门口,每逢周末蒸一笼素鸭,用大搪瓷杯托着送给街坊。现在她已经不做了,但炉子没扔掉,因为夏天烤几只干辣椒方便。

路段上午时段(6-9点)下午时段(3-5点)
巷口东段带鱼筐、鲞摊、秤店空泡沫箱、电瓶车
巷中西段熟食桌、鹅油滴落处麻将声、浇花水壶
巷底拐角蜂窝煤炉、豆腐豆渣水痕晾晒梅干菜、猫窝

我临走前,汪师傅往我手里塞了一小块边角料铝皮,说是让我留作纪念。巷子里那扇半开的木门背后,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电话声:“冰箱里那条鲞不要扔,泡淡了切丝炒芹菜。”她挂掉电话后,接着喊了一句:“爸,巷口那家豆浆店明天早上有没有油条?”旧日鱼贩与鲞货贩子的声音全都不见了,但厨房的刀切过冬菜的脆响,在傍晚的巷子里还是一样能传很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