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原南黑窑村｜一块砖头烧了二十年
铁皮水壶在炉沿上滋滋叫唤，我伸手去提，壶底烫得指尖一缩。窑口窜出来的热浪扑在脸上，比三伏天的日头还毒。这是南黑窑村西头的老窑，我在这儿烧砖烧了整二十年。炉膛里的火苗子舔着青砖，砖缝里渗出的白气像汗珠，一颗一颗往下坠。
南黑窑村这名字起得实在——村子南边全是黑土，挖下去三尺就是黏得能拉丝的胶泥。我刚来那年，村口的老槐树还没枯，树底下蹲着几个等活的泥瓦匠，一人端一碗煮疙瘩，就着咸菜丝呼噜呼噜往嘴里扒。我寻思着这地方能待住人，就租了村东头王婶家的半间耳房，一张木板床，一个搪瓷盆，第二天就跟着老师傅上了窑。
窑火里的规矩
烧砖这活儿，看着粗，里头全是精细劲。泥得醒够三天，踩泥的时候得光着脚丫子，把泥里的石子儿一颗颗挑出来。我师傅姓孙，六十来岁，一只眼瞎了，是年轻时候被窑灰崩的。他教我看火色，窑里的砖烧到橘红色，就得往炉膛里添煤，添早了砖发酥，添晚了砖发脆。火候差一炷香，出来的砖就分三六九等，这个道理，我挨了三年骂才真正弄通。
南黑窑村的砖，卖给附近十里八乡的盖房人家。一窑能装三万块砖，烧五天五夜，停火后还要闷三天窑，让砖自己慢慢退火。开窑那天最热闹，村里闲着的汉子都来帮忙搬砖，一块砖五厘钱，一天下来能挣两块多。有个叫二蛋的小伙子，手上全是裂口，数砖数得飞快，他说数到一千块就能歇口气。
孙师傅常说：“砖是死物，火是活物，人得顺着火的脾气来，它才肯帮你干活。”
这话我琢磨了十五年，到后来自己带徒弟，头一节课就是让他们趴在窑口听动静。砖在火里烧透了，会发出轻微的“咔咔”声，像冬天湖面裂冰的声音。听不见这个声，那就还得添把火。
村里的人事
南黑窑村不大，三百来户人家，多半姓王。村里只有一条主街，两边是土坯房，墙面被雨水冲出一道道黄渍。我在这儿住久了，家家户户都认得。夏天傍晚，街门口摆着小马扎，老人们摇着蒲扇说闲话，孩子们追着鸡鸭满街跑。最忙的是秋后，村里人收了庄稼，就赶着来窑上拉砖，准备翻盖老屋。
我见过村里最气派的房子，是村支书家两层小楼，用的就是我们窑上的红砖，墙角还嵌了一排雕花的青砖头。支书说，这砖比城里的水泥砖结实，冬天不泛霜，夏天不返潮。我听这话心里受用，但也知道自家砖的毛病——要是泥醒得不够，砖面就会起泡，经不起几年的风吹雨打。所以每回出窑，我都拿钢锯条在砖面上划，划出白印的才算合格，划不动的就得挑出来砸碎。
砸砖的活儿是个老妇人在干，她叫秀兰，六十多岁了，儿子在太原城里开出租车。她每天早晨来，蹲在窑边的碎石堆旁，戴一副断了一条腿的老花镜，用锤子把废砖敲成指甲盖大小的碎块。她说这些碎砖渣拉回家垫院子，下雨天不泥脚。我看着她枯瘦的手，想起自己刚来南黑窑村时，也是蹲在同一个位置，等着孙师傅分派活计。
后来的窑
最近几年，村里不让烧实心黏土砖了，说是费地费煤。窑炉改成了空心砖生产线，机器一开，轰隆隆响个不停，一天能出五万块砖，比我手工时代半个月的产量还大。但机器的砖没有手摸上去的温度，出窑时冰凉凉的，像块铁。
我还在窑上干活，但更多时候是看仪表盘。蓝工装口袋里别着对讲机，炉膛里的火苗变成屏幕上的数字曲线。秀兰不再砸碎砖了，她改行在厂门口卖矿泉水，冰柜旁边支一张折叠桌，摆着几包话梅和烟。
老窑的烟囱保留着，高三十来米，上头爬满了枯藤。有一回，一只喜鹊在烟囱顶安了个窝，每天早上对着日出叫三声。我站在底下仰头看，突然想起孙师傅说过的一句话：“砖头烧透了，就是块石头；人要烧透了，才叫匠人。”他现在已经走了五年，坟就在村南的黑土地上，墓碑是自家窑里出的青砖砌的，没有刻字。
二蛋后来去太原城里学了电焊，回村开了个铁艺门市部。我家里那把破铁锹就是他去焊的，用了三年，锹头开了个豁口，又拿去给他补了一层钢片子。他说，叔啊，你这锹比窑上的铰刀都结实。我说，那是自然，这锹把是枣木的，油透了的。
昨夜下了一场雨，今早窑外的胶泥地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。我蹲在门口抽了一支烟，看见泥地上有一溜新鲜的狗蹄印，从村街一直延伸到窑炉后墙。墙根下那堆攒了三年的碎砖渣，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，红的红，青的青，像一幅没描完的画。我掐了烟，回屋拿了一把新砖钳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