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州同志聚集地公园｜云龙湖畔的旧船票与十年长椅
那张船票夹在《收获》1987年第三期里，纸边泛黄，折痕处几乎要断。票面印着“云龙湖游船”，票价八角，日期被水渍洇成一团墨蓝。去年收拾阁楼，从一摞旧杂志里抖落出来，我捏着它愣了好一会儿——这玩意儿，怕是全徐州独一份了。
我在湖北路开了二十三年烟酒店，斜对面就是云龙公园的东门。九几年那阵，公园还不收门票，铁栏杆矮得能跨过去。每天傍晚六点，天色将暗未暗，总有几个穿的确良衬衫、裤线笔挺的男人，在门口梧桐树下站着，手里卷张《彭城晚报》，眼神却瞟着园里那条通向湖心亭的石板路。我这店门正对着那块地儿，看久了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
徐州同志聚集地公园，说的就是云龙公园，准确说，是公园最北角那排石凳。八十年代末到两千年初，那儿是城里人默认的“碰头点”。
头回来找人的，不用问路，看石凳上摆着两瓶没开封的“万通”汽水，旁边蹲个抽烟的，八成是等着哪路朋友。汽水瓶底压着张戏票或者半张报纸，算是暗号，意思“我到了”。
那张船票，是我从一个姓周的老师傅手里收来的。周师傅是徐州橡胶厂的退休工人，住湖滨新村，每礼拜三雷打不动来我店里买两包“大前门”。有回付钱时，他掏出一本书要垫着找零——就是那本《收获》。我顺手一翻，船票掉了出来。周师傅脸腾地红了，手抖着去捡，嘴里嘟囔：“早些年跟朋友去划过船……人早就不在徐州了。”
后来熟了，周师傅才说全。九十年代初，他跟一位电厂的技术员在石凳上认识。那人姓阮，上海人，出差路过徐州，在公园长椅上坐了两个黄昏。周师傅说，自己头一回知道，湖边那排柳树底下，石凳第三块砖边上有个刻出来的小圆圈——那是老同志们留的记号，意思是“此处安全”。他们总在礼拜天下午碰面，沿着湖走一圈，到湖心亭坐会儿，再绕回北门。阮技术员回上海前，划了最后一次船，这张票就是那天买的。
石凳上的规距
我店里的老式木柜台，玻璃板底下压着不少东西：电话缴费单、小孩的奖状、进货的收据。有一格专门放旧物件，其实是给来买烟的熟客留的“寄存处”。谁都明白，这柜台上递过来的东西，不只是买卖。
云龙公园的规矩，比后来那些新公园要严得多。
- 天黑前必须散，路灯一亮，石凳上别留人。
- 外地来的，先买瓶水在门口站十分钟，没人多看两眼才进园。
- 说话声音放低，聊的多半是“哪趟火车几点到”“厂里放假没”这种话，接头暗号是问“明晚湖区播不播新闻”——答“播”，就接着聊；答“不播”，转头就走。
这些规矩没人写在纸上，可人人都守。有一回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，穿了件红背心在石凳上坐着，手里拿本《大众电影》，封面朝外。不到一支烟工夫，周围人全散了。我隔着马路望见，心想坏了，这娃不懂行道。果然，不到六点半，两个穿蓝制服的巡逻过来，问他干什么。小青年说等人。等人去哪儿等不行？公园马上关门了。他灰溜溜走了，第二天再来，规规矩矩穿了灰衬衫，把《大众电影》搁在膝盖上摊开，才有人接话。
周师傅的船票，我留着。不是因为值钱，而是它让我想起那些年，傍晚时分从我店门口匆匆走过的人影。他们不少人是来买包烟的，买个火机，顺便张望一眼对面的公园。有个胖子，每回来都买两包“红梅”，从来不抬头看人，放下钱就走。后来听说他在铜山那边开了个小饭店，再没来过。
湖心亭的流水账
零几年那阵，云龙公园改造，石凳换成了防腐木的，栏杆也加高了。老地方拆了，人们挪到东门那片竹林后面，又待了几年。再到后来，大家手机上能交友了，公园里就冷清下来。
我这店里有个账本，从1998年记到2015年。
| 年份 | 买“大前门”的老客 | 买“红梅”的 | 买“万通”汽水的 |
| 1998 | 周师傅，老梁 | 胖子，小庄 | 比较多 |
| 2005 | 周师傅，厂长的表弟 | 偶尔来 | 少了 |
| 2012 | 周师傅（改抽“红旗渠”） | 不见胖子 | 几乎没人买 |
周师傅到2016年就不常来了，说是风湿，走不动远路。最后一次来店里，他带了块用报纸包着的青砖，说是从公园北角老石凳底下刨的，那圆记号还在。他让我把砖搁柜台下面，说：“以后万一有人问起那些年的事，你拿砖给他看。”
那张船票我用透明胶带封着，贴在账本扉页。前天傍晚，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生进店，买了瓶水，指着对面新修的公园问：“阿姨，这地方以前是不是有什么故事？我听说老早以前，那边有棵歪脖子柳树上刻过字。”我说哪年的事了，树早砍了。他哦了一声，出门往东走。路过铁栏杆时，他停下，伸手摸了摸那排新漆的绿漆柱子，像在找什么记号。天快黑了，路灯还没亮，他站了会儿，又走了。
我关了店门，把那本《收获》放回架子上。船票还在，青砖还在。明天要是有人来问路，我还是说不知道——本来就没人问起过具体的事，只问过那条路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