银川南门汽车站妹子最多的地方｜老南门商场与小广场的青春记忆
老李，来信收悉。你说想打听那个地界儿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别听年轻人胡诌什么网红奶茶店，在咱们那会儿，银川南门汽车站妹子最多的地方，往小了说是南门广场西侧那排梧桐树底下，往大了说，就是车站候车室到老南门商场那二百米的土路两旁。
一九八七年春天，我在十二中代语文课。每周三下午没课，我就骑车去南门汽车站接一个从固原来的老同事。那天下着毛毛细雨，我在站前邮电局门口等了四十分钟。就在那四十分钟里，我真真切切看明白了，这地方为啥叫“妹子最多”。
那时候的南门汽车站，长途车都停在露天的沙土坪上。车一停稳，车门“吱呀”一开，先下来的十有八九是年轻姑娘。她们穿着碎花布衬衫，头发扎成马尾辫，手里拎着人造革提包——大多数是从同心、海原、中卫来银川投亲靠友找工作的。她们不敢走远，就在站门口的水泥台阶上蹲着，把包袱放在膝盖上，眼睛盯着路对面的朝晖旅馆招牌发呆。
有个姑娘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天下着雪，她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棉袄，围着一条约克黄围巾，从车站售票厅出来，站在台阶上数手里的零钱。数了两遍，又缩回售票厅里。过了五分钟出来，手里攥着一张票，眉开眼笑地朝广场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是买到了去内蒙古左旗的加班车票，高兴成那样。你说，这地方能不“妹子最多”吗？
老南门商场的柜台春秋
过了街，就是老南门商场。一楼卖针织品，二楼卖布匹和成衣。那几年，商场进门右手第一个柜台是卖头绳和发卡的，那个柜台前头，永远围满了人。
为啥？因为看柜台的是个姓郝的姑娘，大家都喊她“小郝”。小郝的柜台里摆着整板整板的塑料发卡，有红的有绿的，还有印着蝴蝶图案的。她手里总拿着一个算盘，一边拨拉一边跟人聊天。我从没见过一个姑娘能把算盘打成那样——手指头在算盘珠子上飞，嘴里还跟旁边人说着话，手一停，账目报得清清楚楚。
那些在车站下车后来逛商场的妹子，多半会在小郝的柜台前逗留一会儿。她们不买发卡，就站在那里看小郝打算盘，看她在玻璃柜台上铺开一块蓝布，给顾客包绒线。
有个回族的妹子问小郝：“这头绳掉色不？”小郝头也不抬：“你瞅这线头，染三遍的，你要是洗掉色了，拿来我赔你十根。”那妹子不信，当真买了两根。过了半个月，她真的又来了，不是来退货，是来买了四根——说不仅没掉色，还给她奶奶捎了两根。
小郝这个姑娘，就能把买卖做成这样。她在那里守了七年柜台。七年里，南门汽车站等车的那些人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商场里的柜台换了好几个主人，唯独她那个角落，永远挤着叽叽喳喳的女孩子。有人问她为啥不换个清闲的柜台去了，她拿手里的包装纸扇了扇风，指了指窗外：“那儿车一停，我这儿的姑娘就跟那梧桐树上的麻雀似的，赶都赶不走。”
小广场的周四集市
要是问什么地方比商场柜台前更多姑娘，那就得说站前小广场的周四集市了。
每周四下午两点半，城南公社的菜农拉着板车来摆摊，但吸引姑娘们的不是白菜萝卜。是集市最东头那个从吴忠来的裁缝摊。那裁缝姓丁，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，手艺好，在摊子前竖着一块木板，上面别着五颜六色的样子布——新做的确良衬衫样、涤卡外套样，还有军便装的袖子。
姑娘们围着那块木板转，像蜜蜂围着花一样。老丁忙不过来的时候，就把样子布发给她们自己摸，说“摸撒都行，光摸不买也中”。有胆大的姑娘，当场解开外头罩衫，让他比量肩宽。老丁扯着皮尺过日子，嘴里咬着一截铅笔头，对着每个姑娘都说同一句话：“这身条儿，不收工钱都亏得慌。”
集市上还有个从平罗来的老婆婆，姓马，推一辆“飞鸽”自行车，后座上绑着个褡裢，里面装着绣花鞋垫、绣花围裙，一针一线都是她自己熬灯赶出来的。我记得有一回，一个在车站这边等车回吴忠的姑娘，蹲在老婆婆摊子前看了半天，挑了一双水红色鞋垫，上面绣着两只蝴蝶。老婆婆收了钱，又从褡裢里摸出一对蓝色线织的扣子花，白送她，“回去缝在罩衫领子上，好看得很”。那姑娘接过来的时候，脸都红了。
你说这地方，哪怕你什么都不买，就光是蹲在那儿看那些姑娘挑鞋垫、比量样子布，听她们用乡音讨价还价，都比在屋子里喝茶有意思得多。有一回我站在老丁摊子边上，看着一个圆脸大眼睛的姑娘试一件碎花衬衫，她在汽车站那面脏兮兮的镜子上照了半天，最终掏钱买了。买完了，把旧衬衫换下来叠得板板正正，装进提包，穿着新衬衫坐上了去石嘴山的班车。
黄昏的车站长椅
要说定格下来的“妹子最多的场景”，还得说秋末黄昏那阵。天短了，六点半一过，天色就暗下去。车站候车室里的白炽灯亮起来，门口的空地上停着返程的末班车。
姑娘们这时候不愿意进候车室坐着，那儿人杂，都三三两两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杨树底下。有靠着树干跟同伴压腿的，有蹲在地上用树枝画格子的，还有翻着一本卷了边的《故事会》自娱自乐的。她们是赶明天早班车去贺兰山下的农场，或者是搭今晚的车去左旗亲戚家。
看她们等车，就想起自己年轻时在老家等渡船的光景。黄昏的光把那边的电线杆影子拉得老长，姑娘们闲聊的声音不高，但很清楚。有人说：“明朝到了贺兰，那边莜麦面管够。”另一个就接：“管够也顶不过咱妈腌的酸菜。”然后就是一阵子笑。
等听到进了城的人都管那地方叫“南门客运妇道站”。为啥？就因为那个时间段里，正经过来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妹子。她们扛着铺盖，或者挎着军用书包，穿着干干净净的千层底布鞋，站在晚霞底下，等着那辆写着“银川—阿拉善”的大客车慢慢倒进站。
我最后一次正经在那儿看了半个时辰，是2003年深秋。那时候老南门商场已经改成家电城了，小郝的柜台早没了踪影。站前广场铺了水泥砖，老梧桐树锯掉了一棵，剩的那一棵底下挂着一块牌子，写着“出租车停靠点”。可末班车进站的场景没变——车门开了，下来的还是那些花花绿绿的衣裳和一张张年轻的、带着期待的脸庞。
去年秋天，我又去了一趟。车晚点了二十分钟，我坐在新修的候车大厅里，看着电子屏上的车次信息。旁边坐着一个扎马尾辫的姑娘，膝盖上放着一本写满笔记的练习册，小拇指上一根红头绳格外扎眼。她抬眼看了一下车次信息，又低头在本子上勾了几笔。大厅广播响起，她站起身来，把笔记本塞进包里。
我本来想起身招手喊她，想说一句“你掉的笔套”。可她已经快步走向检票口，走出了偏门，落了满地的玉兰树叶子让风扫起，追着她短袜以上的脚踝旋了两个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