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州小胡同在哪里｜大马路夹缝里还留着青石板
我站在大同街东口那棵泡桐树下，头顶的白花被风摇得沙沙响，扑面一股带土腥气的热劲。跟前是八方摩的的刘师傅，他正把一盘磁带推进录音机里，用铁皮喇叭喊“市立医院南门，一块钱一位”。我问他徐州小胡同在哪里，他抬抬下巴朝东指了指，说：你从老邮电局后墙边儿那个窄口钻进去，钻到跟宣武路交叉的地方就瞧见了。我顺着看过去，那窄口不过一虎口宽，挂着条褪色的蓝布门帘，帘子下头露出三级磨得发亮的水泥台阶。
那门帘后头是条很深的巷子，两边红砖墙根儿积着潮气，霉斑贴着墙皮往上漫，绿苔把渗水管的铁皮咬穿了半边。一个老头正蹲在自家门口修电风扇，螺丝刀搁在膝盖上，扇叶摊了一地。他连头都没抬，跟我说：你要是拍老风貌的，再往里走三十步，见着那口压水井就照。井早没水了，水泥墩上压着一块石板，石板上砌了盆吊兰，叶子倒是肥得满是。再往前几步，巷子顶上横七竖八搭着竹竿，晾的被单、小孩的尿布、几双球鞋，把天了割成碎的。
头一回接这条线的活儿是2003年。
那时旧城改造还没碰这片，市环卫处派我来写一组“背街暗巷”的报道，每天一早骑车进胡同记下水道堵的情况。我做过的记录里，最难的是西关更生巷——冬天管子冻住，化粪池倒灌，住在巷子深处三楼的老太太拗着不肯撤，说家里那张樟木床是从娘家带来的，搬走就没地方搁。后来我们协调街道办借了辆烘烤车，连烘了三个钟头才化开。她说那樟木床如今还给孙子睡，上头连漆都没破。这些小胡同并没有统一的名字，有的挂的牌子还是蓝底白字的搪瓷牌，从“立德里”歪斜着变成了“致富里”，
再往深打听徐州小胡同在哪里，你得看砖缝里嵌的绳印。那是空竹线磨的，是晾衣绳勒的，是早年停电夜里大家牵电缆拖电线留下的胶皮印。每隔百来步，墙旮旯就嵌着一只捣蒜的石臼，要么是半截磨盘，立在排水沟边沿，不知给多少代住户垫过脚。雨天积水，水漫过石臼上的凹槽，孩子们会蹲下来捞蝌蚪。我就是在那样的拐角见过一个卖豆腐的妇女，她每天早上四点二十准时骑着三轮从茅村进来，喊一嗓子“热豆腐——”，声音在墙上撞来撞去，能传出三条巷子。她的板车轮胎后来碾坏过两回，补胎的摊子也顺着她走的路线换了好几个位置。
你要换个问法——本地老户说“钻巷子”，从不提“胡同”这词。他们也分不清哪条叫什么名，只凭标志物记路：孙家烤牌店门前的砖雕、铁匠巷里那棵大槐树、人民小学后头斜坡顶上的斑鸠窝。导航上说“三衙巷”，听三轮车师傅喊的却是“三口井”，因为他们只记那坡上并列的三只老井圈。
有一回傍晚落大雨，我躲进延平路和土城夹着的小窄弄，迎面看见一个穿灰雨衣的邮递员，裤脚卷到小腿肚，车架两边各挂一个鼓鼓的绿包。他认得我，笑笑说你的徐州小胡同在哪里，今儿早查过一回，这巷子里头三百步之内有三个报箱夹了要退的信。他不看门牌，只看墙上的电线盒编号——盒盖上写着红漆“北2—17”的，就在第几家铁门边。那个电线盒下头种着几棵芫荽，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。
雨停后水洼里浮着半个橘子皮，还有一把断齿的桃木梳子。
越往里走，屋脊就越密，间距窄到两边二楼开窗可以用晾衣杆递东西。有一家二楼窗户挂着个鸟笼，笼里养的是只画眉，隔壁那家一开播评书，画眉就跟着吱嘎起嗓来。这些房子的砖色深浅不同，最早青灰的是两堵从清时留的，中间夹着一间门楼，门楼梁上钉着七八颗铁钉，挂过铜锁，挂过艾草，挂过一张“儿童预防接种登记卡”的薄纸。沿墙角堆着蜂窝煤垛，码得整整齐齐，每垛顶上都压了块油毛毡防雨。
我采访过最远的一问：一位在公园巷修了四十年鞋的老人说，真正的老路一块砖有半尺多长，缝里嵌的是炭灰和糯浆，撬都撬不动。他指给我看一块砖角——砖角的磨损面平平整整，像水冲出来似的，皮面还有一条条极细的刷痕，“早年鞋掌掉色，来修鞋的常坐这儿蹭一下轮子，煤油灯滴的油把砖缝都沁黑了。”
近年导航地图把这片标成“商业预留区”，有些墙面上用白粉画了大大的拆字。拆字外头又被人圈了个圈，那圈的线条歪歪扭扭，倒像是顽童拿粉笔头画的。往里走到顶头，有一户小院门半掩着，门缝里探出半截晾衣竿，竿上挂着一串红辣椒和一双洗得泛白的回力球鞋，门帘边贴着张办了多年的“灭鼠药物投放点”的白纸条，四角翘起，中间的胶带干裂脱开一角，垂着一片小灰穗。
再问路人徐州小胡同在哪里，有个拎着保温桶赶夜班的工人站在路边想了片刻，说：你顺着那串辣椒走，走到没有挂辣椒的门前住脚，看见门坎下头垫着一摞青砖的，那儿拐进去，从两家山墙中间的缝里挤过去，就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