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州站街｜老邻居们闲坐聊天的那条街
如今从柳江大桥下来往西走两百米，路过那棵大榕树，树底下摆着三张磨掉漆的竹躺椅。老周头占着最靠里的那张，旁边小矮桌上搁着搪瓷缸子，半缸子的老茶梗泡得发黑。他拿蒲扇遮着半张脸，眯缝着眼看远处的绿灯亮了又灭，忽然来了一句：“你们晓得吧，这条站街，今年算是彻底消停了。”
孩子们都搬走了，门面房挂上“出租”的硬纸牌子，风一吹，啪嗒啪嗒地响。原来的米粉店变成卖电动车头盔的，卖烟纸的摊子换成了快递驿站。再也听不见清晨那把破铁皮喇叭喊“甜酒冲蛋，两块五一碗”的动静了。
老周说这话的时候，坐在最外头的李桂兰正拿针锥子纳鞋底，头也不抬：“消停了好。前些年，那条站街晚上亮堂堂的，‘洗头’牌子挂得跟晾裤衩似的，你以为谁不知道那些洗头房是怎么回事。”
我不接话茬，点了一根“真龙”烟，使劲吸了一口。这一段几十米长的街面，六十年代还是一个露天菜市。我十来岁那会儿，跟着我爸拉板车来卖过桐油果。地皮还湿着，泥巴踩得稀烂，猪笼里的猪哼哼唧唧。
到了八十年代末，百货公司把门口的临街仓库腾出来，改成了一溜门面。先卖的是自行车配件，后来是牛仔裤。我那会儿在内燃机厂当车间调度，每个月三十七块五的工资，攒了半年，在站街尽头那家裁缝铺做了一条藏蓝色涤卡裤子，裤线压得笔挺。
真正变味，是九十年代中期。
火车站扩建，长途客车把乘客卸在附近，招待所一晚只要八块钱。站街两边那些卖干粉、卖熟食的铺子，陆续换成卷帘门拉着半截、里面透出粉红灯管的屋子。凡是夜里路过的人都知道，站街站的不全是街上，站的是门边的女人。她们靠着门框，手里剥个橘子，或者拿小镜子照，眼睛却盯住每一个路过的单身男人。
没人管吗？也管过。居委会张主任曾经挨家挨户敲门，发的是防火防盗加反诈的单子，还专门印了一行字：“禁止站街拉客，违者警告罚款。”可单子还没发放完，张主任自己就先搬走了，说孙子上学要陪读。
我家那口子以前在公交公司开2路车，最烦晚上最后一班经过这一段。她跟我说，有时候挂低档慢慢溜过去，车门一开，就有女人上来，丢一张纸片在投币箱上，上面写了一串电话号码。“我撕都来不及撕，后面那人就上车了，车厢里一股廉价香水味。”
但真出事的不是那些女人。
2003年秋天，站街拐角那家“红运出租”家电维修店的老刘，收了三个东北小伙子的旧彩电。第二天警察来找他，说那是偷来的赃物。老刘蹲了十五天，店门上贴了封条。过了半个月封条揭开，招牌没换，里面的柜台变成了卖铁皮暖水壶的。
后来站街又清静了几年。
到了2010年，新建的大型超市在河西开张，这边的人流一下子少了大半。门面租金从每月八百块跌到三百五，还是有三间空的。锁匠马师傅把自家铺面隔出半间，摆了两个缝纫机，替他老婆接改裤脚的活。
那根锈掉的铁旗杆
你要是问站街最起眼的物件，不是哪家门面的招牌，是街口那根高六米的铁旗杆。据说是八十年代末搞文明街评比时立上的，顶上一个五角星，吹了三十年的偏北风，锈得往下掉铁渣。
前年拆违章搭建的时候，街道办要把旗杆连着底座一块儿拔走。马师傅站出来说了句：“杆子生锈不碍事，底下浇死的水泥是咱们老街坊抬来的。当年一人一锹，大家伙儿的汗也沤在里头。”最后旗杆没拆，只把顶上的五角星卸了，换成一个太阳能路灯的灯头。
现在天黑得早，那灯六点四十准时亮，昏黄的暖光，照得站街这段路干干净净。路面上连个烟头都少见，因为环卫工老赵每天早晚扫两遍，他老婆在街尾那间改成的社区活动室当值班员。
活动室的麻将声
社区活动室就是原来最大那间“洗头房”改的。里面摆了四张方桌，一桌麻将，两桌象棋，靠墙的长条桌是给下跳棋的人坐的。墙上刷着白灰，贴着消防安全图，一进门右手边挂着测温计和花名册。
老周头每天下午三点准到场，干第一位，沏一缸子老茶，边看别人下棋边扒瓜子，瓜子皮堆成小山，拿纸巾兜着。
李桂兰在活动室里负责烧水，她用的还是那个包浆圆润的铝壶。有人问，你这铝壶烧水不好吧？她回：“这东西有年头了，以前在站街做生意的人都认得它。那会儿我拎着它给修鞋的送热水，收两毛钱一磅。”
棋局散后，有人会说起以前的事。老周头喝着茶，偶尔接一句：“你们知道旧社会柳江码头咋整的？挑夫的扁担挑了谁的盐包，船上下来的人走哪条巷子——那些事儿跟今天的站街完全两码事。”
没人真清楚老周头讲的是哪一年的旧闻。只是他手里的搪瓷缸子，里面的茶换了三遍，天色从明到暗，路灯亮了，灯下聚着几只扑棱蛾子的翅膀影子一颤一颤。
扫地的老赵收了最后一簸箕落叶，把扫帚靠在活动室门边，冲里头喊了一声：“老周，柱子底下拿粉笔刻的‘1987’还在，不去看看？”老周没起身，只摆了摆手说：“知道在那。跑不了。”
铝壶水开了，汽笛似的响起来，李桂兰拎着铁皮壶往保温瓶里灌，灰白的蒸汽沿着冷风窜上去，在灯光里飘了一阵，然后散没了。谁也不急着把门关上。那条站街这几天，顶灯挂起一溜新买的大红灯笼——说是国庆要到了，又像是提前准备谁的生日。反正你路过大榕树，总能看见歪歪斜斜的纸灯笼影子，在水泥地上晃来晃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