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小姐好难找啊｜五金店老板娘的年关走访记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我关了店门，骑上那辆凤凰牌女式自行车，后座绑着两瓶黄酒和一袋水果，去镇西头的老主顾陈阿姨家收去年赊的账。路过十字街口，看见原先那家“春燕发屋”卷帘门拉下半截，门口贴了张A4纸，打印体写着“转让”。我刹住车，单脚撑地，朝里喊了一声：“有人吗？”半天，隔壁杂货铺的老赵探出头来：“别喊了，春燕上个月就回安徽老家了，说是婆婆摔了腿，走的时候连那台新买的飞利浦烫发机都搬走了。”
我蹬上车继续走。陈阿姨家住在粮站后面的老小区，六楼，没有电梯。我拎着东西爬上去，敲门敲了三遍，她才来开。屋里一股煤球味儿，客厅沙发上堆着旧衣裳，茶几上摆着半碗冷掉的稀饭。她看见我，先是一愣，然后笑了：“老板娘，你还亲自来啊，我正说等儿子回来给你送过去。”我递上黄酒，她摆了摆手，说：“哪儿能要你的东西。”
我把账本摊在膝盖上，她戴上老花镜，眯着眼看那行铅笔写的数字——去年十月赊的一桶立邦漆，外加两把腻子刀，总共一百八十七块。她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手帕包，一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一沓折得整整齐齐的钞票，五块十块居多，还有几张一块的。“你点点。”她说。我没点，直接揣进兜里，顺手把黄酒搁在她门口鞋柜上：“这个是给叔叔过年喝的，不是账。”她叹了口气，说了句——
“现在小姐好难找啊，不是说的那种小姐，我是说，像你这样肯上门收账的老板娘。以前街口小卖部那个李姐，每回收账还带着走街串巷逛一圈，顺便帮人捎个药、带个馍。现在呢，都改成微信转账了，人都不露面。”
我没接话，低头看见她脚上那双棉拖鞋，后跟踩塌了，露出里面发黄的绒布。她顺着我的目光看下去，自己笑了笑：“这双鞋还是前年我闺女给买的，暖和，就是不跟脚了。”她把脚往沙发底下缩了缩。
账本上的旧名字
回去的路上，我绕道去了趟老街上。以前这条街上有五家发廊，两家裁缝铺，一个修鞋摊，还有一家卖针头线脑的杂货店。现在发廊只剩一家，叫“阿珍美发”，招牌上的灯管缺了一截，亮起来一闪一闪的。我在门口停车，阿珍正坐在里面刷手机，看见我，探出头来：“哟，老板娘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想问你呢，你店里有那种加长的不锈钢合页吗？我家厕所门掉下来了。”
我说有，明天给她带一付。她让我进去坐，倒了一杯茶给我。我坐在那把旧转椅上，椅面裂了一道口子，露出黄色的海绵。她靠着门框，眯着眼看街对面的空铺面，说：
- “以前这儿是卖卤菜的，那个老板娘做的酱肘子，方圆三里都闻得见香。”
- “再往前那间，是卖童装的，一到换季就挂出一排小裙子，风一吹，像花蝴蝶。”
- “现在都空了，房东说租金降了一半都租不出去。”
我端着茶杯，杯底有层茶垢，不知道她泡了多久。她问我：“你那儿还有人赊账吗？”我说有，但不多了。她说：“现在小姐好难找啊，我是说那种肯赊账的——以前镇上哪家铺子不赊个十块二十块的，现在扫码一付，连话都懒得说一句，更别提坐下来聊聊天了。”
铁皮月历上的红圈
回到自己店里，天已经擦黑。我拉亮日光灯，把今天收回来的一百八十七块放进铁皮盒子里。盒子是以前装雪花膏的那种，盖子上面印着一朵牡丹花，边角磨得发白。我顺手翻开铁皮桌上的月历，腊月二十四那格被我画了个红圈——那是给隔壁王奶奶送煤的第三个年头。
炉子上的水开了，我冲了一杯茶，坐在那把吱呀响的藤椅上。门外的灯亮着，照见对面理发店玻璃窗上贴着的一张红纸，写着“春节营业到除夕，初六开门”。旁边用圆珠笔加了一行小字：“谢绝还价，谢谢合作。”
“现在小姐好难找啊。”下午阿珍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笑了笑，没答腔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难找的哪里只有小姐——修鞋的老张上个月走了，没人接班；裁缝铺的老杨眼睛不行了，他儿子在县城卖瓷砖，不来学；连那个补胎的哑巴，都跟着女儿去省城了。
我喝了一口茶，茶叶泡得过久，有点苦。门外走过来一个人影，隔着一层玻璃，模模糊糊的，像个姑娘。她敲了敲窗户，我起身去开门。冷风灌进来，她搓着手指，说：“老板娘，你还有零钱换吗？我买包盐，只有一张一百的。”我让她进来，从盒子里数了九十八块零钱给她。她拿着盐走了，门带上，玻璃上又糊了一层白雾。
我坐回藤椅上，铁皮盒里的硬币发出轻微的碰撞声。那盒底垫着一张旧报纸，上面印着去年的日期。我翻过来，背面是半截招聘广告——“本店诚招服务员，待遇面议”，下面留的电话被水渍洇开一个洞，看不清后几位的数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