乌鲁木齐站小巷子叫什么｜一张旧站台票引出的地名
翻抽屉找医保卡，指头碰到一张硬纸片。抽出来看，是1987年的乌鲁木齐站台票，蓝灰色，边角磨得发白，背面印着“乌鲁木齐站—头屯河”。票面被水渍洇过，日期栏里“7月14日”还能认全。我退休后搬了三次家，这票一直跟着。乌鲁木齐站小巷子叫什么？那年我带着这张票，在站前广场东侧那条窄巷子里等过一个人。
巷子口那家回民食堂
那时的乌鲁木齐站，没有现在这么敞亮。站房低矮，出站口挤着拉客的马车。广场东侧有条巷子，宽不到三米，两边是土坯房和砖混门脸。巷子口挂一块木牌，蓝底白字：“东八家户巷”。本地人管它叫“站东巷”，铁路职工更习惯喊“食堂巷”，因为巷子中段有家回民食堂，卖碎肉抓饭和薄皮包子。
我在铁路子校教书，那年暑假，母亲从奇台来乌鲁木齐看我。火车晚点四个钟头，我在巷子口来回踱步。后来走进食堂，要了碗砖茶，坐在靠窗的长条凳上。老板姓马，五十多岁，头顶白帽，拿铁皮壶续茶时问：“等火车吧？晚点了就安心坐着，茶管够。”那片窗玻璃上糊着报纸，报纸边缘卷起来，能看见对面土墙上用石灰写的“清真”两个字。
四点一刻，广播里传来列车进站的通知。我站起身，把站台票叠好放回上衣口袋。马师傅喊住我：“小伙子，回来拿两个包子走，热乎的。”我摆了摆手。出了巷子，站台口人影混乱，母亲穿灰布罩衫，拎着帆布旅行包，正向铁栅栏外张望。她瞧见我，咧嘴笑，露出缺了一颗的侧牙。
巷子深处的那架缝纫机
母亲在乌鲁木齐待了十天。每天傍晚，她都要我陪她去乌鲁木齐站小巷子里转转。我问她有什么可逛的，她说：“你小时候的棉裤，就是在站东巷那个裁缝铺做的。”我愣住。那是1974年，父亲在铁路货场卸煤，母亲带着我从奇台来探亲。天冷得早，临回奇台前，母亲扯了六尺蓝卡其布，找到巷子最里面一间裁缝铺。
裁缝是个中年妇女，姓赵，黑龙江人，右手中指戴一枚铜顶针。她量我腰围时，拿粉饼在布上划道子，嘴里念叨：“孩子长个儿快，裤腿多留两寸。”那件棉裤做好后，我穿了三个冬天，膝盖处补过两次。到第五年实在短了，母亲把它拆了，用面口袋装好，一直放在衣柜底层。
我陪母亲在巷子里走到头，看见赵裁缝的铺子还在，门脸换了铁皮卷帘门，门口挂块白牌，写着“缝纫改衣”。母亲站在门口打量，没进去。她转过头对我说：“人还在不在了？那年她给棉裤锁边，用了我小半筒线，我记到现在。”
换季打折时的招牌
去年四月，我在北门坐公交车，听见两个中年妇女聊天。一个说：“乌鲁木齐站那条小巷子，现在叫‘站东便民街’了。”另一个问：“就是原来卖抓饭那条？”第一个回答：“对，现在管得规范，进去全是卖杂货和快递代收点的。墙上统一刷了灰色涂料，门头牌子字都一样大。”
我下了车，在站前广场东侧找了一圈。老巷子还在，入口处立着铁牌，上面写“站东便民巷”。原来的回民食堂门口摆着两箱橙子，纸箱上贴着“每斤三元五角”的手写价签。再往前，赵裁缝的铺子改成了“某某便利店”，玻璃柜里摆着电池、创可贴和指甲刀。
我在巷子中段一棵老榆树底下站定。树干上钉着一块铁皮，油漆剥落得厉害，仔细看是“东八家户巷”几个字，被新牌子盖住大半。巷子还是那么窄，地面换了水泥砖，雨水口比早年宽了一倍。有个穿校服的男孩从身边跑过去，书包拍打后背，拐进巷尾不见了。
那张1987年的站台票，我来回翻了几遍。背面空白处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：“7月14日，抓饭一元二角，砖茶免费。”大概是当时怕贵，特意记下的。如今巷子里最明显的变化，是每个门脸旁边都装了摄像头，红点一闪一闪。当年母亲站着等我的那个铁栅栏，早就拆了，建成了公交始发站。
我把站台票塞回抽屉，和一大把旧纽扣、断了的皮尺放在一起。裁缝铺使过的那块粉饼，我至今没扔掉，硬得像石块，画在布上只留下一道白印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