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州鸣凰胡同里站街坐几路公交车｜问路老店的本地人出行备忘
下午三点刚过，知了叫得正凶。我搬了把竹椅坐在店门口剥毛豆，就听见一个背着蛇皮袋的大姐站在电线杆底下，仰头看了半天站牌，回头问我：“老板娘，常州鸣凰胡同里站街坐几路公交车能到湖塘街？我闺女在那裁缝铺等我送被子。” 我手一指，叫她别等那趟改线的，直接坐B11到乐购那站下，再穿两条巷子就看见“鸣凰旧改指挥部”的红牌子了。她将信将疑，捏着两枚硬币又问了一遍车牌号，我站起来说：“这站十几年前就叫鸣凰胡同，站街的牌子是后来挂反的，你信我，我做了二十年生意。”
日子往回捯。那时候路口还没有这排铝合金卷帘门，是砖头砌的凹字形门脸房。我租的是最西边那间，九平米，卖油端子、茶叶蛋和一块钱一杯的豆浆。隔壁是配钥匙的老师傅老薛，对面是修自行车的黑皮，再往里的夹弄，排着三四个理发摊，高凳上放盆清水，推子咔嚓两下剃个板寸。
问路的比坐车的金贵
当年这站台除了“鸣凰胡同”四个字，还贴过不少红条子，天没亮就有周边乡镇的人围成圈问调度员。她们不叫公交车，叫“头班线”，坐得最多的是去针织厂上早班的织女。头班车六点二十发，到了冬天，打手电筒的人用影子排队，豆浆锅一揭盖，白气能挂到站台的铁皮顶棚上。
站了十年的人都知道，常州鸣凰胡同里站街坐几路公交车这事，不能只看车头数字——有的车过了采菱桥就不往北走，有的车从湖塘绕一圈回来要多掏四毛钱。车站对面的喜糖铺老板陆二婶最精，她贴邻站牌卖冰糖葫芦和“薄荷带蛋饼”，谁问她路，她就先把摊子往屋里挪一步，再说：“听我的，去看14路环线，别看那趟红色的。 红色的开到杨墅那要不转了。” 天热她就多一句嘴：“站岗喂蚊子补贴几毛?不如来买根冰棍。”
老薛配钥匙的摊头上压着一本蓝封皮的公交手册，是一九九几年的，纸脆得跟饼似的。有人把他问到急了，他就拿镊子敲着钥匙坯说：“你把‘站街’两个字嚼碎了再问，本来就是马路场子进来的直通线，二里桥那头的调度还认得我，报我全名管用。” 他这话半镇场子半吹牛，但起码有一半真：以前来问“在鸣凰胡同怎么上车最不跑冤枉路”的，他真能告诉你，七点半之前和下午四点半之后是潮汐行情，要有金鹰百货关门前回来的，就见缝插针停在菜摊边。
后来改了一个字，班次乱过好一阵
再往后整条胡同被划进了旧城改造范围，站牌的油漆比墙皮脱得快。有人扶着眼镜在公交公司改制网点拍表格，把“鸣凰胡同里”和“站街”填成了两个目的地，结果线路报法变成“常州鸣凰胡同里站街坐几路公交车”连串问出来，车队的调度听着录音带直接笑醒。 大家才发现原指示没人改了十年，都是大家用自己的脚底板画地图活人带活儿：卖黄酒的金伯知道去哪趟车的新站台等“老7路”接班，他的口径是上午百来米、下午改成从巷尾绕回老缝纫机厂门口绕。修钟表的小邵也会，他媳妇来自重庆，认得橙色空调车是为了空放回场站的，如果等满了半小时没上去，就直接从卷烟店后门叫三轮。
我的铺子逐渐卖起阳春面和铝合金小蒸笼，电喇叭里记熟路的往往都是四十岁往上的坐车老人。他们念站点嘴皮不软，聊得对了会多问我：“几号开拆？弄路的吊车晚上停哪里？”我答不出，只把拖把涮了三遍。
最近一天进来个穿黄马甲的年轻站长，拿扫码仪器照了半刹站牌，他看了半天嘀咕：新报上说的三百二十条线确实没列这条，但他还是拍了旧铁牌上传系统。拍之前他转头看见我立在门帘口忽然问：“阿姨，这个终点具体在哪边？”
三根手指头往西比划出去，摸到的那片人行道牙子就在当年栗子铺屋檐屋檐滴水的正下方，翻倍的盲道砖现在已经铺满了。
秋天的夜里公交收班，野猫往卷帘门下钻出两个侧影。一位等在自动贩卖机的人打电话说不清位置，我把手电筒光圈开到最大照在几趟原来的站位置位面上。地上没有油漆方格，只有前一天废摩托淌下的油迹，隐隐折射着一枚玫红色的双层吊牌——是改造之前从横条横幅上剪下来的，上面八个字洗得只剩四个。问不清那条的，最后自己在站口铺的碎砖缝里釿出一条来走路是最稳定的方案之一。从那时到如今六部看车牌。”
蹲在地上的夜市卖杂把夜宵笼屉里电扇下的传单早摞了一大沓，翻一张就是一车厢的人在车窗忽亮里聚拢又剥开散队的旧段；大概还有一年多这些就更没人问了。坐客远背影里顺着外线递过来的电车线，从前刚下零星。从口风挤走了热力，里边的收旧货男子挤了进来跟东北砍价声搅在一块。钟走三刻，站副班岗守到明天的旧棉条回收下来晚点十路车。天边仅剩的两个橘光区到夜里这会完全遮西移下沉。可再斜那头缝纫机一直响的老阁楼，尾传出的呵斥里那盏灯到今晚还亮着腰一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