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城学生妹｜校服裙摆扫过货架，那份小心翼翼我见过一千回
“老板娘，这个润喉糖，三块五的那种，拿两盒。”声音压得低，像怕被谁听见。我正蹲在角落里码矿泉水，抬头一看，门口站着个穿蓝白校服的姑娘，袖口挽了两道，书包带子勒得肩膀歪斜。
“感冒了？”我从货架底层抽出两盒，顺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灰。
她接过看保质期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，才摸出个小布袋。袋口用橡皮筋捆得紧紧的，她手指头有点僵，解开时指甲盖憋得发白。掏出几张纸币，又数了几个硬币，放在台面上推给我。
“没感冒，就是合唱比赛，嗓子发紧。”她笑了笑，那笑也就嘴角动了一下，“老板娘，您这儿有没有那种……能存东西的抽屉？就放几天，我给钱。”
我把硬币拢进口袋里：“你天天从门口过，放学老在这买辣条不是你？存什么呀，带锁的铁箱子在后头，柜子里有个空格。”
她眼睛亮了一下，马上又黯淡下去：“那……就存到周五。周五晚上我来取。”
我点点头，她钻进里间放东西。出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条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塞在校服口袋里，转身跑出去。校服裙子撞在玻璃门上，发出“哗啦”一声响。
隔三差五的存件人
这一类姑娘，我见得多。小店开了九年，从卖冰棍的推车干到铺面，沿街这排梧桐树从碗口粗长到一人抱，看得最多的不是酒瓶子，是她们在校服里揣东西的手势。
放我这儿的东西五花八门，但都有个共性——不能带回家。
书包里有秘密，抽屉里也有秘密，但她们信得过一个卖杂货的老板娘。我这儿不是保管处，就是顺手给个方便。
“我妈翻我书包，连卫生巾都要拆开看。”有一次，一个剪短发的姑娘蹲在门口，捧着一盒薄荷糖，一边说一边盯着马路对面——“她要是知道我买了这个，能跟我爸一起到学校门口堵我。”她说的“这个”，是一张写给隔壁班男生的生日贺卡。
那张贺卡在我这儿搁了整整九天，她一直没来取。后来她妈找过来，问我有没有见过她女儿买什么异常东西。我说她买过一提卷纸，两节南孚电池，还有两块橡皮。她妈走了，眼神像扫街的扫帚。
周五晚上，那姑娘来了，取了贺卡，站在柜台前愣了半天，最后说：“老板娘，这贺卡我不送了。帮我把这个纸条也存起来，成吗？”
我一看，纸条上写着一串电话，字迹娟秀，最后画了个笑脸。我没问，她也没说。那纸条现在还压在我收银机底下，压了快两年，早就压黄了。
立夏那天的匣子
那一年立夏刚过，连续三天下午，都有同一拨穿灰色运动校服的姑娘跑进店里。领头那个，马尾扎得极高，一进门就问我要笔和纸，问我借透明胶，又问我有没有信封——那种小块头大的，路上带杆子的那种信封。
我说：“你们干什么呢？做作业跑我这儿来？”
“考试啊！”她一把夺过圆珠笔，趴在我冰柜上写，“艺术节道具，咱们得用三合板做，信纸老师不收，要用涂改液和报纸。”
我听着听着，懂了。她们是在筹备文艺汇演，想给来当评委的客座老师做一份赠礼，但材料不够。这年头的学生妹，花不了几个钱，可她们会凑钱、会借东西、会在放学后的半小时里，把一个小店当临时工坊。
要说“同城”二字，其实就是学校门口那两条街，骑单车十二分钟的距离。她们讨论卖早餐的阿姨家的温度，讨论班长家在哪个巷子口拐弯，讨论老师住的教师楼窗台上晾没晾被子——全在骑车一捅就到的半径里。
当时我店里有种旧款的铝饭盒，货底压了很久，灰扑扑的没人要。领头那姑娘眼尖：“老板娘，这饭盒能装小磁带不？”
我擦擦饭盒：“能装零钱、装橡皮筋、装那些你们不想让人看见的东西。送人？别送饭盒，太像装饭的。”
几人笑成一团，她手一挥：“行，那就装录音磁带。我们每个年级录两句祝福，放进饭盒里送给老师。”那饭盒后来装了三盘磁带，还用红领巾裹了一层。
钥匙扣上的名字
存东西最久的一个钥匙扣，属于一个患哮喘的女孩。她每周三固定来买抽纸，顺带把一个米菲兔钥匙扣寄放在我这儿。钥匙扣上挂着个小小的喷剂瓶壳——药用完了，壳舍不得扔。
她跟我说，她爸看不惯她随身带药，说挂在书包上不像学生样。
我说那你放我这儿，反正天天要路过。说实话，那喷剂壳子空空如也，就是个念想。她考完那天把钥匙扣拿回去，跟我说：“老板娘，我以后不来了，去外地读书了。”后来，她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，印着火车站的月台，背面就一句话：“那个钥匙扣，我还在用，里面装的回形针。”
冬天快过去的时候，店里来了新一批学生妹，剪着同样的短发、写着同样的作业本，问我有没有钢笔水、有没有那种墨水囊、有没有美术课用的白色水粉。
我拿货时抬眼瞟了一下门口——梧桐树又抽芽了，挂在树杈上的风筝不知道是谁落下的，线缠了三道，像姑娘们系头发的那种黑皮筋。
收银机底下压着那张旧纸条，还有一枚不用了的米菲钥匙扣。你说这些物件，值几个钱？大概一文不值，可总有人路过，问我一句：“老板娘，能借下你的剪刀么？”
我朝柜台角一扬下巴，那里永远备着三把：一把剪线头，一把拆快递，一把专门给她们绞作业本卷边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