约炮什么价位是正常的｜四十年前胡同口的路灯下
去年腊月二十八，我在胡同口遇上老周。他骑那辆二八永久，后座绑着两箱苹果，车把上挂一副新对联。我们聊了五分钟，他始终没提当年那桩事。最后他掏出一包大前门，抽出一根递给我，自己也点上一根。他吸了一口，说了句：“现在公园里那些小年轻，哪懂什么叫正常。”他蹬上车走远了，烟灰落在棉袄前襟上，像一只灰蛾子。
约炮什么价位是正常的——他是指那年冬天，他替人打了一架，换来二十块钱和一套的确良中山装。那是1983年，咱们这条街还没装路灯，晚上九点以后就漆黑一片，只能靠各家窗户透出的煤炉火光认路。
那年冬天
老周那时候在轧钢厂当临时工，三班倒，一个月挣三十二块五。他爹早没了，娘在居委会糊纸盒，一天挣八毛钱。他弟弟正读高二，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，老师来家访说这孩子能考大学，家里就指着这一件事。
那年十一月，厂里评先进，给了老周一个名额，奖励二十块钱加一套工作服。可车间主任刘胖子把她小舅子的名字填上去了。老周去找刘胖子理论，刘胖子把烟头摁在搪瓷缸里，说：“你一个临时工，较什么真？有本事你去找厂长。”
老周那天下夜班，路过火车站，看见一个外地来的年轻人在广场上蹲着哭。旁边围了两三个人看热闹，没人上前问。老周蹲下去，那人说他从东北过来找亲戚，亲戚搬走了，钱在路上被掏了，已经两天没吃饭。老周摸遍身上，翻出两块五毛钱和两个馒头。馒头是夜班食堂发的，他自己没舍得吃。
他把馒头和钱都给那年轻人，年轻人不要钱，说只要到市里的路费。老周问怎么回事。年轻人说他妈在市里住院，这边亲戚本来说好借钱给他，结果找不着人。
老周想了想，问：“你打架行吗？”
年轻人一愣，站起来比老周高半头，肩宽背厚。老周说：“跟我去办件事，办完给你二十块钱，再加一套中山装。”
他们去了刘胖子家楼下。老周没让年轻人动手，自己上去敲门，当着刘胖子全家的面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刘胖子摔了茶缸，说要报警。老周说：“报吧，你舅子在厂里干的那点事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”
刘胖子的老婆出来打圆场，把二十块钱和一叠票证塞给老周，说让他千万别声张。老周把钱和票证收下，又把那套中山装从衣架上取下来，叠好，放进提包里。
下楼以后，老周把二十块钱给了那外地年轻人，中山装自己留下了。年轻人问老周叫什么名字，以后挣钱了还他。老周摆摆手：“别还了，我娘说，人这辈子能帮别人的时候不多。”
年轻人走的时候，把手里一直攥着的一块上海牌手表硬塞给老周，说这是念想，他爹临终前给他的。老周不要，年轻人跑得飞快，穿过火车站广场的灯光，消失在候车室里。
老周回家把那块表给我看的时候，我正用煤油炉煮白菜汤。我说这表值多少钱，他说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止二十块。
后来老周弟弟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那套中山装穿在弟弟身上，大两号，但弟弟高兴得挺直了腰板。老周说那几年他家就靠那场合算的“买卖”撑过了最难的日子。
现在
前些年街口开了个按摩店，门口挂两块粉红色招牌。我路过时，里面的小姑娘总要招呼我：“叔，进来坐坐呗。”我说我一把年纪了，坐进去也帮不了你什么忙。她说：“叔，进来坐坐也行啊，不贵。”
我不进去。我小学教了四十年，一届一届学生里，总有几个后来走歪了的。但我没学会怎么跟她们讲道理，她们也不觉得需要道理。
老周去年退休，退休金一个月四千二，够他和他老伴吃饭吃药，剩下一点，给孙女儿买零食。他老伴这两年腿不好，风湿，阴天就疼。他每天早晨去早市买菜，回来路过按摩店门口，会停下抽一根烟。
有一次他问我：“你说当年那二十块钱，搁现在得算多少钱？”
我想了想，说怎么也得两千吧。他吸了口烟：“两千块，现在也就吃顿饭的事。可那时候我娘拿树棍做饭，一把柴火要劈成两半烧。”
他又说：“那时候的人，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。现在的人，一万块钱不带眨眼的。到底什么价位才算正常，我说不出来。”
烟抽完了，他用脚踩灭烟头，往家走。走到胡同口，又回头看了看按摩店的方向，没说什么，进去了。门槛有点高，他抬腿的时候扶着门框，显得有一点吃力。
门帘子晃了两下，落下来。里面传出一阵笑声，听不出是客人的还是小姑娘的。风从门缝里挤出来，带着一股暖烘烘的香烟和炒菜的味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