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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凌家塘村站街｜一沓旧公交票根上的村落变迁

我在凌家塘村租住的那年，抽屉底层压着一只铁皮月饼盒，里头是二十三张常州公交公司的旧票根。面值从五角到一元五角不等，票面印着“1998年3月”或“1999年11月”的模糊红戳。最上面一张，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三个小字：站街口。那是房东陈伯母的笔迹，她管村口那条通向凌家塘批发市场的窄路叫“站街”，——不是城里人说的那种意思，是乡下人对“站在街边等车”的省略。

1997年春天，我第一次到凌家塘村。村西头有一条三四米宽的柏油路，两侧挤着二层小楼，底楼几乎全是门面：修自行车的、卖塑料盆的、炸油条的，还有一家代写书信的摊子。路上没有站牌，但每天清晨五点，总有十来个拎着蛇皮袋的人站在电线杆下，等那趟从邹区开往市区的11路公交。他们站的位置，就是陈伯母说的“站街口”。

票根里夹着一张字条，是村口小卖部老周写的：“今早六点，凌家塘站街口等，带两捆蒜苗。”这句话让我想起当年常见的场景：天还黑着，路灯把人的影子拖得很长，批发贩子们踩着三轮车，车斗里堆着刚从田里拔的菜，水珠一路滴到柏油路上。站街口不是固定的点，有时候在电线杆下，有时候在垃圾房旁边，取决于前一天晚上谁先占到那块干爽的水泥地。

站街口的早晨秩序

陈伯母的丈夫老陈曾是村办厂的电工，他告诉我，九十年代凌家塘村最热闹的不是白天，是凌晨三点到七点。批发市场门口的大灯把半条街照得发白，各地来的货车排成长龙，喇叭声、讨价声、铁皮掀动的声音混在一起。而真正的村民，习惯在五点以后出门，踱到站街口，先跟熟人递根烟，再伸长脖子看北边有没有扬起公交车驶来的灰尘。

• 第一班车六点十分，司机姓吴，会在站街口多等半分钟，让挑着担子的人先把菜筐塞进后门。
• 第二班车七点整，售票员捏着票夹子喊“凌家塘走不走”，没人应就直接关前门，但侧窗总有人翻进翻出。
• 第三班车要等八点以后，改由35路顺路绕进来，那时候站街口已经空了，只剩卖豆浆的摊子冒着白汽。

我收集的票根，大多是那三班车的。有张票面上还印着“常州公交总公司第一汽运场”的蓝色公章，背面铅笔写着“欠老周四毛”。那时候公交车车票不是定额，售票员根据距离撕票，常常有人差几毛钱，就记账在票根背面。站街口的人彼此都认识，欠个三毛五毛，下回坐车时主动递过去，递的人也随手，收的人也随手，从没人较真。

铁盒底层的灰照片和站街的傍晚

铁盒最底下压着一张褪色的彩色照片，背面写着“2001年5月，站街口迁移前”。照片里是几个女工，穿蓝色工装，左臂套着“凌家塘村卫生队”的红袖章，蹲在路边的排水沟旁清理淤泥。她们身后，原来的电线杆已经移走，新浇筑的水泥候车亭刚刚立起来，顶上盖着蓝色铁皮瓦。

那是站街口最后一次以“散站”的形式存在。当年秋天，村里把柏油路拓宽成双车道，正式设了公交站点，立了搪瓷站牌，白底红字写着“凌家塘”。陈伯母在迁站那天烧了一叠老票根，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只留下这一小盒做念想。她站在新站台下面，抬手遮着太阳，看着第一辆带空调的公交车缓缓驶来，司机按了两声喇叭，声音比老吴那辆清脆得多。

“以后站街口这个名字就没了。”她对我讲，“但你看看这些票根，当年站在街边的人，哪一个不是靠这两条腿站出来的日子。”

铁盒移了三次位置

后来我在附近的小学教书，周末回村里给陈伯母修漏水的水龙头。她家的房子翻修过两回，这盒票根从老屋的樟木箱挪到新房的鞋柜顶层，再挪到二楼杂物间的纸箱里。每次挪动，她都把铁盒递给我抹一遍灰，然后重新码好。

前年冬天我再回凌家塘，村里拆迁已经拆到第三期，老站台往北挪了四十米，新站名改叫“凌家塘农贸市场”。站台下装了电子显示屏，滚动着趟次和到站时间。正午的时候，雾霾罩着远处的高层住宅，站台上只有两个等车的老人，背着空竹篓，手里提着缠了红布的保温瓶，伸长脖子望向东边——那边是原来站街口的方向，现在被一道蓝色施工围挡拦住，围挡上印着“呵护文明家园”六个白字。

陈伯母那年九十一岁，耳朵不太好，把铁盒交给我时说：“拿走吧，我站不动了。”我接过铁盒，摇了摇，里头的票根沙沙响。回城以后，我把它们按年份排好，夹在一本旧版《常州市交通志》里。每次翻到那页，票根上的红戳和圆珠笔字都还清晰——特别是那张写着“站街口”的，背面还有一小片褐色的水渍，大概是某个清晨买菜的人，把滴着鱼鳞水的袋子搁在上头印下的。近两年我不常坐公交了，但每逢去凌家塘市场买青鱼，总会绕路经过新站台，站一会儿，看看那块老地方上的新围挡，风从旧道口灌过来，仍然是当年闻惯的、泥土和豆制品混在一起的味道。有回我甚至摸了摸口袋，想找一找有没有能在背面记事的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