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州寺巷小王村｜一张写满字的购粮证
我手里这张购粮证，纸皮子早磨得发白，边角卷起来，像块泡过水的饼干。封面上“泰州寺巷小王村”七个字印得方方正正，里头夹着几张粮票，一张是1978年的，五市斤，油渍洇透了纸背。
那年我十九岁，刚接过父亲的刨子，在小王村的队办厂里做木工。厂子就设在原来的王氏祠堂里，三进院子，天井里堆满杉木料。我的活儿是打稻桶，就是农民打谷用的那种大木桶，四四方方，底要密缝，缝里不能漏一粒谷子。
购粮证是母亲塞给我的。她把它缝在我棉袄内袋里，说去公社粮站买米得靠它。寺巷镇离小王村六里地，我骑自行车去，后座上绑着一条扁担两个麻袋。粮站那窗口开得高，我要踮起脚才够得着，里头坐着个戴蓝袖套的女人，她翻开我的购粮证，用蘸水笔在某一格里打个勾，再在粮票上剪个小角。
“小王村的？你们村果园那片地，去年种的高粱还是稻子？”她头也不抬地问。
我说是稻子。她就从大麻袋里舀出一铁皮斗米，倒进我的麻袋。那米带点黄，是机米，碎粒多。那时候买米不光搭粮票，还要看购粮证上的定量。我家六口人，一个月定量是六十斤，男人四十五斤，妇女儿童递减。我父亲干重活，定量算高的，但农村人干的都是力气活，米总是不够吃。
证上那些格子，每一格的勾都代表月月买米。我数过，从1976年到1982年，一共七十二格。后来分田到户，小王村的粮食忽然就多了起来，购粮证慢慢用不上了。但母亲还是把它收在樟木箱底。
旧物里的手艺
我留着这张证，不为记日子，是为了记一个门道：种粮和做木工一个理，都讲个“匀”字。米有碎粒，木有节疤，你不能说那就不要了，得想办法拼凑，拼得好，碎粒煮粥更稠，节疤处上榫头更牢。
小王村的木匠活，在寺巷一带是排得上号的。我们打稻桶，讲究“四板八衬”，即四块大板做壁，八根横衬做骨，底面还要嵌燕尾榫。我师傅姓周，住在村东头，家里屋梁上悬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墨斗线。他给队里打一架风车，能打整整半个月，每天下刀前，要抬眼看一眼屋梁，好像那根墨线吊着他心里的准头。
1984年春天，村长家翻修老屋，找我给堂屋打一张八仙桌。他说要用“小王村的合角榫”，这种榫头外头看不出来，桌子四角严丝合缝，指甲都插不进去。我做了三天，最后一天上油，用的是桐油和猪血调的老料，刷完放在院子里晾。油光里头映出天井的瓦脊，那瓦脊弯弯的，像这道桌走遍江北，安庆、芜湖来的商户看见这桌，指甲在桌角一掐，就点头，说这是小王村的活。
一把刨子的分量
购粮证最后一页，夹着我父亲用铅笔写的一张字条：
“刨刀要勤磨，刨花薄了才出细活。米要省着吃，人不能省着力气。”
父亲是村里第一个会做门窗榫卯的。他干的年代，材料紧缺，锯下的边角料都要收好，拼成小凳或锅盖。他常说，木头不骗人，手上有几分，木头上就现出几分。我那会儿不服气，觉得手工活再精细，也比上拖拉机快。父亲不与我争，只把一把平刨递给我：“你试试这把，磨了三年。”
那把刨子是枣木做的，刨身被手掌摩得油亮，像一块熟透了的果子。我推了几根料，刨花卷起来，又薄又匀，打着旋落地，真不是公园假山那种死板的卷，每一片都有它的弯度。他蹲在门口抽烟，说：“米为什么有碎粒？因为脱壳机的辊子离得太近，力道太大。我打木工从来不把凿子下得太深，深了，木性就破了。这跟碾米，一个道理。”
小王村村口原来有座石碾，后来被拖拉机代替了，有人想把碾盘砸了修路，村里应老头死活不肯，说碾子里住的不是神，是几十年的谷子屑，砸了不干净。最后碾盘没人动，还搁在那棵槐树下，晴天有小孩上去蹬腿儿玩，雨天积了一窝水，映着天上的云走。
我有时候想起那碾盘，觉得它跟购粮证是一根藤上结的。都是量米的，一量一片地，一量一天光景。购粮证退场了，木器家具慢慢也让给了机器货，但我还留着那把刨子，和这本夹着粮票的小本子。
今早我推开铺门，风从东边吹过来，带着稻田里青涩的气味。墙角的刨花堆里有只蛐蛐在叫，我蹲下去看，它停在一片卷得极好的刨花上，那卷片润润的，像过去粮站箩斗上漏下的一粒米，沿着斜斜的光线，滚动了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