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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站街｜老台门外的流动生意经

黄昏五点半，人民路与解放路交叉口的老樟树底下，我搬了张竹椅坐下。手里蒲扇扇着风，眼睛瞟着对面公交站台。这是我在绍兴开杂货店的第十七个年头，每天这个时候，总能看见几个女人站在街边，手里拎着编织袋，脚边放着蛇皮袋——她们是来赶末班车去柯桥的，顺道在站台边捎带点自家种的萝卜干。

“老板娘，借个火。”一个穿碎花衬衫的女人凑过来，头发用黑卡子别得整整齐齐，操着安徽口音。我递过打火机，她点着烟，深吸一口，指着站牌说：“这绍兴站街跟合肥不一样，连个遮阳棚都没有，夏天晒脱皮。”

她叫阿珍，今年四十三岁，在绍兴站街卖菱角。我说的站街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意思——绍兴话里“站街”就是站在街边做小买卖，卖自家地里收的菜、河里捞的螺蛳、山上摘的野栗子。阿珍每天坐两小时公交从安昌过来，就为了在晚高峰这阵子多卖几斤货。

一块钱三根的玉米棒

我店里卖冰棍，阿珍隔三差五进来买瓶水。一来二去熟了，她知道我这儿能寄存东西，就把蛇皮袋往我柜台底下塞，说晚上八点前来取。

“今天带了嫩玉米，早上五点掰的。”她掀开袋口，水汽扑出来，玉米须还带露水。“一块钱三根，你要不？”我摇头，她也不劝，又把袋口拢好。

六点整，公交站台涌出一批人。阿珍挪到出站口侧面，把玉米码在报纸上，喊了一嗓子：“嫩玉米，一块钱三根！”声音不大，但“三根”两个字咬得清楚。第一个停下来的是个戴安全帽的中年男人，弯腰翻拣，拣了六根，掏两块钱走人。阿珍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个布包，把钱塞进去——她记性好，谁给过整钱，谁差过一毛，心里门儿清。

七点二十分，天擦黑，她战果不错，去了半袋玉米，还卖出去两串粽子。一个穿校服的女孩跑过来问有没有茶叶蛋，阿珍说今天没煮，明儿带。女孩走开两步，她又补一句：“明儿下雨，我拿塑料布垫着，你认这个蓝格子袋就行。”

拎着料子的绣娘

七点半以后，站台边换了一批人。两个五十来岁的本地妇女，坐在我店门口的台阶上，膝盖上摊着布头和绣绷子——她们也站街，等人来收她们绣的万字节、香袋，样子活。其中一个我认识，住在东双桥那边，姓单，大家都叫单嫂子。

单嫂子针脚细密，一个月能做四五十个香袋，批发给鲁迅故里那边的手工艺品铺子。“我儿子说我站街跌份。”她没抬头，穿针引线速度不减，“可坐在家里等，一天等不来一个主顾，站这儿，至少能卖个茶叶蛋的钱。”

正说着，一个拎黑皮包的老板模样的男人走过来，蹲下，拿起一个绣了“福”字的香袋翻来覆去看了半天。“这个面料是正经香云纱剪的下脚料，填的柏子壳和艾草。”单嫂子指了指旁边一个靛蓝色的，“你要顺带买生肖的，四个十块，不讲价。”

男人选了五个，付了十五块钱，也没讲价。单嫂子把钱叠得整整齐齐，放进贴身口袋里，对我说：“绍兴站街卖这种手艺活，靠的不是嗓门，是手上的准头。”她收好绣绷子，往八字桥方向走了。

卖面条的矮个子男人

八点整，公交接驳到站，下来一个推手推车的矮个子男人。他不喊，把车停在我店门口的垃圾桶旁边，揭开纱布——是一板一板的潮面，湿漉漉的，冒着热气。他是附近面条作坊的送货工，把手作坊卖不完的碱水面拉到路边散卖。两块钱一斤，用纸壳卷着称，分量只多不少。

他找阿珍借火，阿珍已经收拾完，说今天回去赶不上末班车了。“那你跟我拼辆三轮，曹娥江方向，我出两块你出两块。”矮个子男人点头，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水杯，灌满了凉白开，又把面码整齐。

两人推着车往南走后，路边只剩我收铁门。我瞥见台阶上落的几片玉米叶子，顺手扫进畚箕。老伴打电话来问吃什么，我说下两碗面，就搁矮个子秤的那一斤，拿菜心一滚就行。其实我刚才没买他的面，那是自己店里的挂面，但这么说，总显得这个傍晚还在街上接了点活气。

风从街口吹进来，老樟树扑簌簌掉果子。一个扫地的环卫大姐过来问我明早几点开门，说想买瓶水。我说六点半。她点点头，拐进巷子口，肩上搭着的抹布飘着肥皂味儿。这条街上的站街人们都散了，留下路灯光把站台的影子拉长，照着那一小块阿珍摆过玉米的砖地——还有些没捡干净的玉米须，在风里打着转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