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明站街现在还在吗｜一张旧车票问老地方
昨天整理抽屉，翻出一张1997年的中巴车票，票面印着“公明—松岗”，票价三块五，蓝色油墨已经洇成一片毛边。捏着这张薄纸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——公明站街现在还在吗？那个从八十年代末就热闹起来的十字路口，如今变成什么样了？
我在这镇上住了四十七年，退休前在公明中学教语文，每天上下班都从那条街穿过。那时候的站街可不是什么旅游景点，就是实实在在的客运站门口一条街，卖早点的、修单车的、摆水果摊的，把两排骑楼底下的泥地占得满满当当。街不长，从车站候车室的铁门到街尾的公共电话亭，走路五分钟，却挤着五六家肠粉店和三家凉茶铺。
一张票引出的旧路
这张车票是那年暑假去松岗看老同学时留下的，票根上还留着半枚红印章，模样是个“检”字。那年头坐中巴不像现在扫码，售票员挎着帆布包，一手收钱一手撕票，嘴里吆喝“公明公明，上车就走”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天早上七点，站街西头的“阿明肠粉”正冒着白汽，老板娘阿珍蹲在门口刷蒸屉，抬头见我赶车，喊了一声：“陈老师，今天课少啊？”我摆摆手，钻进一辆蓝白相间的旧中巴，车里已坐了七八个去松岗电子厂上工的年轻务工。
车开出站街时，我隔着窗看见修单车的李叔正蹲在路边，拿旧内胎补一个摩托车轮胎，他那把锃亮的扳手在晨光里晃了一下，像颗小星星。那是公明站街最寻常的一个早晨，也是我记忆里最清楚的一个早晨。
那条街的骨头和肉
公明站街的“骨头”是那个客运站，灰色的两层小楼，外墙贴着米白瓷砖，候车大厅里永远有一排绿色塑料椅，椅上躺着打盹的赶路人。站前空地是“肉”，摆着一长溜铁皮棚子，早市卖菜，午市卖快餐，傍晚收摊后就成了附近工厂年轻人的露天台球桌。
我能记住这条街的每一个摊位，像记住课本里每一篇古文的注释。卖糖水的陈伯总把红豆煮得稀烂，三块钱一碗，加一块钱能添两粒鹌鹑蛋；街角的書报亭是张姨在管，她进《读者》和《故事会》，也代收快递——九八年那会儿哪有什么快递，不过是帮人存个包裹，收五毛钱保管费。
最吵的是中午十一点半，附近工厂放工，几百个穿蓝色工服的年轻人涌出来，把站街两边的快餐档围个水泄不通。十块钱一份的“两荤一素”，例汤免费，冬瓜骨头要是捞得着，就能高兴半天。我有时候路过，听见炒锅铁铲碰撞的当啷声，混着谁喊“多加勺辣椒”，心想这就是站街的脉搏，一跳动就是二十年。
那些人和那些话
2005年，客运站要改造，说要建个新的公交总站。动工前有半年时间，站街上的摊位得挪位置，李叔的修车摊搬到路口拐角，阿明肠粉挪到对面巷子里。有天傍晚我下班路过，正碰到阿珍蹲在旧摊位前收拾家什。
“陈老师，你说这街以后还在吗？”她手里攥着那把磨得发亮的蒸屉夹子，问我。
我当时说：“人还在，街就还在。”她笑了笑，把蒸屉夹子塞进纸箱。那时的我不懂，有些东西拆了，就算地方还是那个地方，味道也变了。新公交站在原址西边三百米落成，候车室亮堂了，有电子屏播报班次，但原来的骑楼底下一段被围挡圈住，改成了停车场。
现在回头再看
去年秋天，原来在松岗电子厂打工的小周，回乡创业，在镇上开了家五金店。他到我家送货时，突然问：“陈老师，公明站街现在还在吗？我想给以前那家肠粉店老板寄点土特产，找不到地址了。”
我只好把实话告诉他：站街还在那个位置，只是换了容貌。老客运站拆成平地，建了个小型商业体，一层是超市和奶茶店，二层是培训机构和快递驿站。以前修车摊的位置摆着两台共享单车保养架，书报亭消失的地方立了一排自动售货机，玻璃门后躺着卖不动的桶装泡面。
不过有些东西没变。街西头那颗大榕树还在，树根把人行道顶起一块，铺路砖翘了好几年，物业修了又翘，索性留着。树下每天下午三点，还坐着几个老人下象棋——其中有个穿蓝布的，正是当年补轮胎的李叔，他今年七十三岁，耳朵有点背了，但落子照样响。
我问小周要不要这两天过去转转，他摇摇头，掏出手机划拉一气，说：“地图上搜‘公明站街’，出来的是旁边那条新铺的柏油路，叫’公明南街’。原来那个十字路口，现在就标了个‘站前广场’。”他把手机亮给我看，微信里翻了半天，翻出张前年拍的照片，铁皮棚子没了，空地铺了大理石砖，正中立个景观桩，上面缠着胶布和几个黑脚印。
那天送走小周，夜里刮风，我起了次床。窗外远处街灯亮着，层层的影子堆在人行道上。抽屉最底下那张蓝车票还在，票尖儿卷着一道灰毛边，像街口那块翘起来的水泥砖。我忽然想，要是明天早上下楼买油条，路过那个景观桩，会不会碰见阿珍？她大概早就搬走，蒸屉夹子也不知道磨薄没有。公明站街现在还在吗——街还在，只是不再揣着当年的那张票了，就像我也很久没在清晨七点路过那片冒白汽的铁皮棚。风从窗外挤进来，吹动车票一角，露出背面的红印章，“检”字的最后一捺已经淡得几乎看不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