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安站街在什么地方啊｜老城根下问路人的一张纸烟盒
头晌午，我在东关街的修表摊旁边擦那副老花镜，忽然从棉袄内兜里摸出一张折得发白的纸烟盒——大前门，软壳的。纸盒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，笔迹洇了水，模模糊糊还能认清：“延安站街在什么地方啊”。这烟盒是1987年春天，一个穿蓝布褂子的外乡人递给我的。他当时把烟盒拍在摊子玻璃上，问的正是这句话。我取下眼镜看了看那行字，没答话，先叫他坐下，给他倒了碗茶。他说的“站街”，不是现在年轻人嘴里的那种意思。那会儿在延安，老辈子人管那条从大砭沟口到延河桥头的沿河马路叫“站街”——赶集的人站在那儿等驴车、等捎货的、等进沟里上工的消息，站久了，便有了这么个名字。
外乡人姓周，从山西过黄河来的，说是要找几年前走散的一个弟弟。他弟弟来信提过，在延安站街中段的骡马店落脚，帮人焊洋铁壶。周师傅在烟盒反面记下这个地名，可到了延安，问了三个人，三个人给他指了三个方向：一个说朝南过桥，一个说往北走二里地，还有个后生干脆摇头。他没法子，才把烟盒递到我面前。
烟盒上的路线画错了
周师傅不知道，延安城这“站街”几十年挪了三次。早年间，胡宗南来之前，站街在凤凰山根底下，一条土路贴着山脚走，两边是卖枣糕、卖糜子黄酒的摊子。1958年修了延河大桥，站街就迁到桥头那一截——供销社门市部、国营食堂、还有一家卖麻绳和皮绳的杂货铺，都挤在那百十米长的路上。等到了1980年代，货摊子越发多了，站街又向河边漫出去一片，但老延安人嘴里的“站街”，单指大砭沟口那棵老槐树底下的十字路。
那个位置有个好处，站在树荫底下，往东能看见延河上的鸭子，往西能望见宝塔山的塔尖。我告诉周师傅，你顺着这条河沿走，数到第三根电线杆，杆子上头绑着个铁皮喇叭——那地方原来是大队部喊话用的，现在喇叭锈成了个铁疙瘩。站街就在那个铁疙瘩旁边，往路北斜进去的小岔口，进去二十来步，有个两进的院子，门楣上还留着“骡马店”三个字，漆皮掉了大半，姓白的掌柜在后院养了几头驮炭的骡子。
周师傅要寻的那家焊洋铁壶的铺子，就在骡马店对过，门脸窄得只能摆下一张条凳。我认得那儿的匠人，姓侯，陕北口音，手里一把锡焊枪使得利落。但侯师傅说，他铺子对面确实住过一个山西后生，会焊铁皮水桶，住了小半年，四月里走了，说起去榆林找活儿干。
我给周师傅解开了烟盒上的褶子，用铅笔重新画了个示意图：以老槐树为圆心，向西五十步是骡马店，向南三十步是侯铁匠的铺子。他收好烟盒时，嘴角上歪着的那根烟卷半天没点着——他弟弟的名字，侯铁匠也没听过。
老槐树底下的等活儿人
要说这“站街”的规矩，我是亲眼见了几十年的。天不亮，拉炭的驴车从川道里下来，车把式就把缰绳系在老槐树横伸出的枝干上，人蹲在树根边抽旱烟。找零工的、等捎信的、盼着邮差的，都聚在这块地方。谁家有活要派，也到这里来喊一嗓子。树身上钉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“大砭沟大队民兵集合处”，后来字磨没了，换成油漆写的“护林公约”。站街的人不看木牌，只看太阳。日头升到宝塔山第二层檐角，东边来的班车就该到了。
我至今留着那个烟盒，不是因为它画了什么准确的地图。周师傅后来在榆林找到了他弟弟——年底收到他一封信，信里夹了张五块钱，说那烟盒他弟弟拿走收藏了，说要留着给儿子看。我手里这是周师傅临走前重新临摹的一版，字还是那行字：“延安站街在什么地方啊”。只是这回，他用钢笔在下面加了两个小字：旧址。
前天黄昏，我又去大砭沟口转了一圈。老槐树还在，被人砌了圈石栏保护起来，挂牌子写“城市古树编号042”。树底下安了座椅，坐着两个下象棋的退休工人。骡马店改成了快递收发点，铁匠铺变成卖凉皮的档口。有个穿黄马甲的小伙子骑着电动车钻到那个小岔口里，后座绑着三件快递包裹——他停下问了句什么，树底下的人用手指了指拐角。
我掏出烟盒，对着上面的字，想那后生问的，大约是同一个问题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