兰州火车站对面的小巷子｜窝窝头摊子与等车人的下午

出站口正对着的那条巷子，没有名字。问了值守的保安，他抬手指了指东边：“就那条，卖酿皮和灰豆子的。”我拖着箱子往里走，下午三点多，日头斜斜地照在水泥地上，拉出几道电线杆的影子。

巷子窄，两辆三轮车并排就占满了。左边第一户是个修鞋摊，老师傅戴着老花镜，正给一只解放鞋换底。他脚边放着一个搪瓷缸，盖子掀着，里面是泡开的茶叶水，颜色很深。右边的墙根下，一个穿蓝布褂子的妇人守着箩筐，筐里码着拳头大的冬果梨，带一层薄霜。

再往里走上七八步，醋味先冲过来。是个调料铺，门口摆着两口大缸，一缸老陈醋，一缸酱油，缸沿上搭着木片做的量勺。店主是个中年男人，正给一位穿铁路制服的小伙子称花椒。小伙子要三两，他抓了一把放秤盘上，又添了三粒，秤杆才微微翘起来。

“添头，回去泡脚也好使。”店主说，用报纸包好，牛皮筋一扎。

巷子中段的吃食

兰州火车站对面那条小巷子，这几年变化不算大。变化的是客人，不变的摊子。巷子正中段，有一家卖牛杂汤的，门脸就一张桌子宽，里屋支着两口锅。老板姓马，四十来岁，围着一条油亮的蓝围裙。我进去时，屋里坐着四个人，都是背着蛇皮袋的老乡。

“一碗牛杂汤，一个花卷。”我说。

马老板没答话，从锅里舀了一勺汤，浇在案板上的碗里，又从另一个锅里捞出牛杂，剪刀哗哗剪了几下，撒了一把香菜和蒜苗。花卷是从旁边蒸屉里拿的，热气扑在脸上。

他靠在大锅边上，说这条巷子的房租，十几年没怎么涨过。对面旅店拆了一栋，又盖了一栋，还是住满。他指了指西头那几间平房，铁皮门紧闭着，说那是做火车票代售的站点，每天上午最热闹，排队能排到巷口。

我问他一天能卖多少碗，他摇头。

“没数过，天黑收工就是。”他把抹布搭在锅沿上，又补了一句，“都来这条巷子吃经济实惠的。”

巷子口常年蹲着三个拉平板车的男人。他们不喊活儿，路上有人推着行李箱过来，他们就站起来，拍拍裤子上的灰，抬眼问一句“走不走”。大多人摆手，他们又蹲回去，手里攥着两块钱一包的软红梅烟。

其中一个姓王的，四川口音，在这条巷子待了九年。他说兰州火车站对面的小巷子，凌晨三点最热闹：落车的人多，夜里七块钱一晚的钟点房，五块钱一碗的牛肉面，过了饭点再落价的果子。他睡在巷子尽头一个废岗亭里，里面铺着三块木板，一床军绿色旧被子。

“岗亭窗户坏了，冬天往里灌风。我就把纸壳子糊上，再用胶带一圈圈缠。”他伸出手比划着，指甲缝里嵌满黑泥。

旁边另一个矮个子男人插嘴，说前年冬天零下十八度，他看见自己哈出去的气结成细小的白霜，落在纸箱上，很快又没了。

黄昏时，巷子的摊贩摸出一串串红布包着的灯泡，挂在棚顶的竹竿上。灯一亮，整条巷子的影子变了形状。卖煮玉米的大姐把一口大铝锅往回推，锅底的炭还红着。路过一家卖酿皮的，老板娘在案板上切面筋，刀落得飞快，细条儿整齐码在盘里。

我和一位穿灰色旧西装的老人并排坐着吃炒面片。他问我出差还是探亲。我说路过。他说他在铁路客运段干了三十年，天天穿过这条巷子去上班，闭着眼都能摸到卖调料的那口缸。退休后他又搬回这附近，每天早上端着保温杯进来，吃一碗面，坐一坐，和修鞋师傅说两句天气。

他碗里的面片吃干净以后，用馒头把碗底的油汤擦了一圈，放在嘴里嚼完。他指着对面工地的围挡，说那里以前是铁路职工家属院，住着几百号人，有个大喇叭，每天早上七点半放新闻联播前奏。现在没了，成了钢筋水泥的基坑，晚上只有探照灯亮。

八点半，巷子口的几家店开始上门板。搪瓷缸还在，老师傅收摊前把工具一件件放回木匣子里，那把锤子柄握着的地方磨得发白。灰西装老人起身走了，步子不慢，也没回头。

我结完账往出走，修鞋摊已经罩上塑料布，压了几块砖头。装梨的妇人推着空三轮车，车斗里还剩五个冬果梨，她犹豫了一下，从车上下来，在一个垃圾桶边蹲了一会儿，把一只露出里头的卷心菜捡起来，撕掉外圈两块烂叶子，放进筐里推走了。

风从站台的方向刮过来，带着一股煤和铁锈混合的气味。巷子里的灯一盏一盏熄了，最后剩下桥洞下一盏，黄黄地盘着几个飞蛾。靠墙停着一辆掉漆的白行车，车筐里塞着半个干裂的馒头，还有一张角上卷起的兰州晚报，大约是昨天的。没人来取，就这么搁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