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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和浩特南茶坊|老刘,我这辈子最熟的就是那片儿

老刘,来信收着了。你说想听我说说南茶坊,这可问对人了。我在呼和浩特活了五十多年,前三十年住小召后街,后二十多年就搬到了南茶坊附近,退休前每天骑车子从那边过,闭着眼都能数出路边的砖缝来。你问南茶坊有啥特别的,我这么跟你说吧,别人觉得那就是个地名,对我来讲,它是我的日子本身。

南茶坊这名字,听着像是卖茶叶的铺子,其实早年间那儿确实是归化城往外走的第一站。我年轻时候听老辈人讲,清朝那会儿,走西口的人从杀虎口进来,赶着骆驼或马车,进了旧城先在南茶坊歇脚,那地方有几家车马大店,大通铺,一碗热茶一块焙子,人就有了着落。我那会儿十来岁,跟着我爹去南茶坊街口买炭,亲眼见过那些拉炭的毛驴车排出去一里地,驴粪蛋子滚得满地都是,可没人嫌脏,那味儿就是活着的味儿。

要说南茶坊最有名的,得数那座观音庙,也叫南茶坊庙。我小时候庙还开着,香火不算旺,但总有老太太提着供品去上香。庙门口有两棵老榆树,树干粗得两个小孩抱不过来,树荫底下常年坐着几个下象棋的老汉。我父亲退休以后,每天下午准时去那儿,拿个马扎,往树底下一坐就是两三个钟头,回家跟我母亲说“今儿又赢了两盘”,其实输赢也就几根纸烟的事。后来庙改成了学校,再后来学校也搬了,但那两棵榆树还在,你回呼市要是路过,还能看见,树干上钉着块蓝牌子,写着“古树编号012”。

我自己的活儿,也跟南茶坊缠在一起。七十年代我在南茶坊小学教书,那学校就在观音庙后头,教室是原来的庙产改的,青砖灰瓦,窗户小,冬天生炉子,烟囱从窗户上角的圆洞里伸出去。我教了二十多年语文,第一拨学生现在都当爷爷奶奶了。有一回在早市碰见一个白发老太太,拉着我说:“王老师,您还记得我不?您教我的那首《敕勒歌》,我现在还背得下来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,眼眶有点红,我赶紧把头扭到一边去,装作看摊上的土豆。


南茶坊最热闹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。那时候改革开放有年头了,街上什么都有卖的——回民点心上辈子点心铺的油旋儿、义顺斋的酱牛肉、还有广东那边倒腾过来的电子表。法院巷和南茶坊街交叉口那儿,有个姓赵的山西人开了家面馆,刀削面削得好,面片薄得透亮,汤里搁的是大同的干黄花菜和本地的羊肉臊子。我那时候一个星期至少去两次,要一大碗,多加醋,吃出一头汗来。赵师傅前几年关门了,他儿子去深圳开了个电商公司,听说卖的是内蒙古的牛肉干,生意还行。
时段 南茶坊的状态 我最深的印象
1960–1970年代 车马店、粮站、庙宇杂物库 驴车、煤末子味、冬天排队买白面
1980–1990年代 自由市场、小饭馆、录像厅 赵师傅的刀削面、打台球的年轻人
2000年以后 小区楼房起来、街面拓宽 老榆树还在,但庙拆了盖了社区活动室

老刘,我得跟你说句实话,现在的南茶坊,跟我小时候完全是两个地方了。街东口那个大涝坝,我们那会儿夏天在里头凫水,冬天在上头滑冰车,现在填平了,盖了个三层楼的超市。原来卖煤土的那片空场,成了公交总站,每天早上六点半,一队的公交车排着队出发,轰隆隆的噪声比当年的驴车大得多。可你要以为我把那些老事忘了,那就错了。我前年深夜闹失眠,起来泡了壶茶,走到阳台上朝南看,南茶坊那边的路灯还是那种黄澄澄的颜色,跟三十年前半夜打煤油炉子的光一个调调。

那几年冬天特别冷,南茶坊却总有人情味

有一年腊月,下大雪,我下课回宿舍,走到南茶坊砖塔巷口,看见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儿蹲在墙角,缩着脖子啃一个冻硬了的馒头。我问他咋不回家,他说家就在附近,但是炉子灭了,懒得生。我把他领到隔壁烧饼铺,给他买了两碗羊杂碎,四个白焙子。他吃得稀里哗啦,吃完抹抹嘴说:“老师,你是好人。”就这一句话,转身走了,连名字也没留。后来我连续两年冬天没见着他,第三年春天,有人在机器厂后墙根儿发现他躺着,已经没气儿了,据说是夜里醉酒冻死的。


还有一回,大约是九五年,南茶坊街面上出了个小小的热闹。一个卖糖葫芦的山东人,姓马,推着车跟一个卖烤红薯的打起来,因为抢摊位。马师傅被推了个马趴,糖葫芦滚了一地,沾了土。围了一圈人看热闹,没人管。这时候我那个学生——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白发老太太——当时她才三十出头,挤进去,把马师傅扶起来,又陪他把地上的糖葫芦一根根拾起来,拿手绢擦了擦,说:“还能吃,碎了的我买。”那天她买了二十根,分给围观的小孩,这事后来在街上传了好多天。你看,南茶坊就是这样,没英雄,就是些普通人搭把手。

如今的日子,南茶坊变成了另一种活法

我现在每天早晨还去南茶坊遛弯,从家走到鄂尔多斯大街路口再折回来,也就四十分钟的路。路上碰见熟人就停下来聊两句,说谁的闺女考了大学,谁的孙子在早教班。那家旧供销社改成了超市,原来卖散装酱油的大缸没了,取而代之的是摆在货架上的瓶装生抽,但我还是自己带瓶子去打醋,就在超市最里头的散装区,那醋还是玉泉区醋厂送的,味道没变,酸得正。

庙没了,可我还记得庙门上那副对联,右边写“有意烧香何必远游南海”,左边写“真心向善此处便是西天”。那年修缮改超市的时候,我想把对联拓下来,没找见工具,也就作罢了。前天路过那儿,发现超市门口立了个石墩子,我凑近一看,正是那副对联的下半截,字迹磨得差不多了,但“真”字还能认出来。我蹲在那儿看了半天,最后摸了摸那块石头,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,转身去粮站买面。

回来路上,太阳刚好照在旧车站的顶棚上,七八只麻雀在电线杆上排成一排,就跟三十年前我爹带我等公交车时的光景差不多。老刘,你啥时候回呼市,提前跟我说一声,我带你晌午去南茶坊后面那条巷子吃剔鱼子,那个手艺还有一家存着,店主是我以前学生的女婿,味道当年一样。那天看见那个石墩子时,我跟旁边下棋的严师傅说,这石头怕是比我活得还久。严师傅头也没抬,手里的棋子在指头间转了两圈,回了我一句:“那不稀奇,石头本来就不着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