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定于庄的人去哪里了｜老槐树底下空了三把椅子
前些日子回于庄给爹娘上坟，车停在村东口那棵老槐树底下。槐树还在，夏日里撒下一地碎阴凉，可原来总坐在树根上乘凉的老哥几个，一个都不见了。我蹲在树底下抽完一根烟，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，忽然就琢磨过来：这村子里的人，到底都去哪儿了？
我在保定城里教了三十多年书，退休后又返聘了五年，直到前年才彻底歇下来。按理说，我这半辈子跟于庄的交集不过是每个清明和过年回来一趟，但爹娘留下的老宅子还在，我总得回来看看。这次住了整一周，把村里村外走了个遍，才慢慢理出点头绪。
第一拨人去了雄安新区的工地上
头一件怪事，是村里那群二三十岁的小伙子，全换了营生。以前他们要么在保定市里跑快递，要么去北京天津的建筑队，逢年过节开回一辆挂着外地牌照的车，喇叭按得山响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他们大多去了东边——雄安新区。
我表侄栓柱就是其中之一。这次回村，正赶上他回来拿秋衣秋裤。他蹲在院里那台老手扶拖拉机旁边，一边往蛇皮袋里塞衣服，一边跟我说：
“叔，咱村这拨人，除了上岁数的，基本都往那边跑。活儿多，钱也利索，就是离家也就一百多里地，可忙起来俩月回不了一趟。”
栓柱跟我说，他们这一批先过去的，干的是市政管廊的活儿。早上五点半起床，六点吃早饭，六点半上工，中午歇一个钟头，晚上天黑透了才收工。一天下来，工钱比在保定城里多四五十块，关键是按月发，不拖欠。他在那边租了间民房，一个月四百五，电费自理。我问他工地上吃的咋样，他咧嘴一笑：
“白馒头管够，大锅菜里肥肉片子比以前厚实了。”
这拨人走得不算远，但回来的次数明显少了。村里几户人家的院门上，铁锁都生了锈，那是年前贴春联时开过一回，之后就再没动过。
第二拨人搬去了县城孔雀城那一片
比栓柱他们走得更彻底的，是村里那批六十岁上下、儿子在县城安了家的人。于庄离保定市区其实不远，开车二十来分钟，可这拨人偏偏往县城新开发的孔雀城小区钻。
我老同学于德水就是典型。他原先在村西头开磨坊，磨棒子面、小麦面，机器一开响得半条街都听得见。前年冬天他儿子在县城买了套两居室，硬把他和老伴儿接了过去。这次我在村口遇上他回来拿腌菜缸，站在老宅门前叹气：
“楼房里头好啊，冬天有暖气，不用半夜起来添煤。可就是憋屈，想抻抻面都找不着个大案板。住了三个月，浑身不得劲儿，这不回来拿这口缸回去腌点雪里蕻。”
他跟说了不少县城的事。孔雀城那一片，到底住了多少于庄人，他没细数，但光是他那栋楼，楼上一家以前是村里养鸡的，楼下一家是开拖拉机卖化肥的。每天早上在楼下遛弯，隔几步就能撞上一个在老家见过的熟脸儿。他们聚在小区广场上，不跳广场舞，就蹲在花池子边上聊天，说的还是哪家的地种上了树、哪家院里长满了草。
这些人把于庄的院子和地都空下了，房子倒是没卖，说留着等“以后动迁”。可这话说了七八年了，动迁的消息一直没个准话，房子就那么锁着。
第三拨人埋回了村北的坟地里
剩下那些走不了的，就是跟我爹娘一辈儿的老人了。他们走了不是去了别处，而是埋进了村北那片坟地。我爹过世那年是2016年，回去办丧事的时候，挖坟坑的老师傅还在坟地边上的窝棚里住着。今年回去，那窝棚塌了半边，顶上的油毡被风掀开了，耷拉着像块破抹布。
于庄的规矩，老人过世要埋回祖坟。我爹那一辈兄弟四个，如今老哥仨都并排躺在那儿，剩下我四叔还在县城的敬老院里住着，已经八十七了。四叔知道敬老院是哪一年建的，但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个住进去的于庄人。我前些天去看他，他隔着玻璃窗数外面的树，数到一半就忘了数到哪儿，扭头问我：
“你爹那院子的石榴树，是不是该浇水了？”
坟地里的墓碑这几年添了不少新的，有些上面刻着建墓人的名字，我一看，还是村里那些老姓。一代人躺进去，下一代人往外走，新人要是不回村祭扫，那些坟头就一年一年矮下去，蔓草把石碑上的字遮了半边。
还剩最后一茬人守村
如今还在于庄村里住着的，一只手数得过来：东头于大年两口子侍弄着三个大棚的草莓；村中街开小卖部的二丫，早上八点开门，晚上九点就落了锁，她说一天也卖不出几样东西，就是图个有人来唠嗑；还有我堂哥，他才五十九，但腰不好，去不了工地，在自家院子里养了一百多只鸡。
他们不是不想走，是各有各的走不了的理由。于大年的大棚是前年才翻新的，钢龙骨搭好的，镇上还补贴了两千多块；二丫的小卖部是她婆婆留下来的，她们家那房子临街，要是关了门，整条街就更冷清了。
我准备离开于庄那天傍晚，又绕到老槐树底下坐了一会儿。树杈上还系着一根红布条，是栓柱他娘过年时给出门的人祈福用的。风一吹，布条松松地打着卷儿，底下那三把老板凳早朽得坐不得人了。我正起身要走，看见一辆白色小货车从村口拐进来，停在二丫的小卖部门前，车斗里拉着满满一箱矿泉水和几箱方便面，一个穿工装的小伙子跳下来，朝二丫喊：
“姐，这几箱放你这儿代卖吧，我这趟跑雄安，顺路过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