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花村里｜那口老井和等水的人们
探花村东头那口老井，井沿的青石被井绳磨出几道深槽，最浅的一道也有寸把深。我蹲在井台边，看着陈老五把铁皮桶吊下去，桶底磕着水面，发出“空”的一声闷响，像敲一面破鼓。那是1987年夏末，村里还没通自来水，每天清早，这口井边上总排着七八副扁担。
我那时刚调回村里的小学教书，住在学校西边那间瓦房里。头一个早晨，我去打水，傻站着不知怎么把桶从井绳上解下来。梁家二媳妇笑着过来，三下两下绑好桶钩，往下一送，手腕一抖，桶就翻了个个儿，咕咚灌满了。她说：“探花村的人，谁不是喝着这口井水长大的？”
那话不假。井水冬暖夏凉，三伏天打上来，桶壁挂着一层白霜似的寒气，舀一瓢灌下去，从嗓子眼凉到肚脐眼。腊月里却温温的，洗菜不冻手。村里人拿它做豆腐，点出来的豆腐比别村的嫩一截；拿它泡茶，茶色清亮，杯底不见一丝沉渣。
井台上的规矩
打水有打水的规矩，谁也不教，可谁都守着。挑着水桶来的，先站到井台边看水位，等前头的人打完最后一桶，才动身往前挪两步。井绳是公家的，挂在井亭的横梁上，用完还得挂回去。有一回县城来的远房亲戚图省事，把井绳绕在自己扁担上，被赵大爷看见，扯着嗓子骂了半条街：“探花村的水，是大家的命根子，你拿走绳，叫人家怎么活？”
那时候井台边是全村的消息集散地。谁家媳妇生了，谁家的稻得了病，谁家的儿子考上了镇上的初中，都在这井沿上掀开。话不挑明，都是打着哑谜说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听着听着就明白了。刘婶子一边等着打水，一边给旁边的张家嫂子递眼色：“昨晚那月亮，黄得不像话呢。”旁人听着莫名其妙，张家嫂子却把脸一沉——她那在城里打工的儿子，说好月底回来，没回来。
我跟这口井的关系，远不止挑水。1989年夏天，村小学缺个放暑假看门的，我就住在校舍。每天黄昏来打水，总是赶上最后一拨。井台晒了一天，石面烫脚，可提上来的水是凉的。我蹲在井沿上，看桶底自己的影子被水波揉碎又拼好，心里那些在学校里压着的烦心事，就被这凉水一冲，冲淡了大半。
井绳断了那一年
1995年，探花村通了自来水，井绳却先断了。那根指头粗的麻绳，用了十几年，在中间磨得只剩两三股。断的那天早晨，陈老五打个赤膊提桶，刚放下去一半，手上一轻，绳子从手里滑脱，在桶上绕了两圈，沉进井底，连个泡都没冒。井台边围了七八个人。大家商量了半天，最后用三根竹竿绑上铁钩，捣鼓了半下午，才把桶和断绳捞上来。
从那以后，来打水的人越来越少。先是年轻人图省事，拧开水龙头就灌。后来连老人也懒得排队了。可井台并没有空下来。有人在井边支了个石桌，摆上棋盘，下午总有几盘杀得难解难分。卖豆腐的刘四每天照旧打两桶井水，养在塑料桶里，浇豆芽。他说自来水有股漂白粉味，豆芽喝了不长个儿。
2010年以后，村子翻修老屋，有人提议把井填了，好拓宽路面。那几天，村支书挨家挨户找人签字，走到赵大爷家，赵大爷不说话，端出一锅井水煮的绿豆汤，放在桌上。村支书喝了一碗，又喝了一碗，起身走了，再没提填井的事。
井边的孩子换了一茬
现在探花村里住的大多是老人和上学的孩子。每逢假期，城里的孙辈们被送回来，成群结队在井台上乱跑。大人们呵斥着，把他们拎开，怕跌进井里。但孩子们不在意惊吓，反倒觉着好玩，扒着井沿往里看，冲井底大喊，听回音嗡嗡地荡上来，像另一个世界在应答。
我教了三十年书，班里的小孩换了好几茬。前年暑假，有个从深圳回来的女孩，站在井台边问她奶奶：“这井里的水能喝吗？”奶奶笑了笑，指指不远处墙根下那台洗衣机：“能喝，不过我们都拿它洗衣裳了。”
女孩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：“那它得多憋屈，从前养活一村人，如今只管洗几件衣服。”
奶奶没接话，只是弯腰从井边捡起一片泡桐树叶，搁在女孩子头上遮阳。那阳光漏过歪脖子泡桐的叶子，在井台的石板上晃着，一块一块，亮得像水。
前两天我路过井边，看见陈老五的孙子，七八岁的样子，拿根塑料吸管，蹲在井沿边上，使劲够着水面。我问他干吗呢。他头也不抬，说：“我听我爷讲，这井通着十里外的河，我看看吸管能不能通到河里去。”
我没告诉他井早就干了，底下垫了半尺厚的塑料布，存不住水。他自己摆弄了一会儿，站起身拍拍裤腿，跑了。井沿上那截吸管还留在那儿，顶着下午的光，白晃晃的，像一根起雾的钓鱼线。我蹲下去捡，底下那层塑料布上积了一汪雨水，吸管一端的切面，正对着那片浅水里漂着的一根泡桐枝。枝头上还挂着三片叶子，新长的，嫩得透光。我想把吸管丢掉，手停在半空，又放回原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