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州火车站城中村｜铁轨边的红砖房正在消失

我从东站房出站，过天桥，往北走二百步，那片城中村已经围上蓝铁皮。挖土机停在巷口，履带上沾着旧墙皮碎末。我教书四十年，眼看着它从最喧闹变成最安静。如今这安静冷冰冰的，像铁轨上晾着的水渍。

记得一九九二年夏天，我调回徐州一中教书，租房就在这片城中村里。房东王婶给我钥匙时叮嘱：“夜里听火车声入睡，一里外就是月台。”她没夸张，每天凌晨三点零九分那班慢车，轮毂碾过道岔的闷响从墙缝钻进来，正好比闹钟早五十一秒。

巷子里的营生

这片城中村夹在站房东侧和复兴路之间，面积不大，但九条巷子你咬我我咬你，拼成一块牛皮糖。巷子窄处只能容一辆三轮车身，砖墙上年年有人涂拆迁号，新号码压着旧号码，像叠着读的信。

住户构成固定：铁路职工、出租车司机、配货站的搬运工，还有像我这号刚进城扎根的教书匠。隔两户，门洞打通开修车铺的刘师傅，能在五分钟内拆完一辆自行车的后轴；街对过裁缝铺老赵，锁边机咯噔咯噔响到天黑，从雁江布匹市场趸来的碎料堆到梁上。

凌晨四点半，巷子比月台先醒。豆腐坊那台老磨开始转，豆浆焦香混着煤灰味往窗里钻。然后是锅炉房的汽笛声，站前宾馆换洗床单的白车七点整轧过巷口，三扇灰布门帘跟着掀。

我的学生在另一头。那年冬天晚自习散学，班长刘湘和一个叫赵雷的学生都没回家，家长找到我，最后我在候车室长椅背上找到他们。赵雷家里是安徽泗县务农的，哥哥在站台上扛包，他每学期学费从包裏料里省。

他说：“老师，我听火车声写作业，比在宿舍里听人喊牌声，心静。”

那片城中村里像赵雷这样的孩子不少。车站家属区的子弟去铁一中，村里的孩子大多到我班上。他们书包带当晾衣绳使，课本里夹着父亲工牌上掉下来的塑封片。

去年开春，墙上贴出告示。起初大家不当回事，街道办来人量面积，刘师傅照旧补车胎，老赵的锁边机没停。直到入冬吊车真的开进来，白灰线把九条巷子划成四块，人们才反应过来。

第一批签完的人搬去大黄山安置小区。王婶走得最晚，她儿媳妇在站里餐厅掌勺，想等最后一班春运结束。最后一次见她是今年正月底，她蹲在拆掉一半的厨房门口，从碎砖里扒拉出一把黑铁门闩，掂了掂，塞进灰布包。

位置	离站房外墙最近处约四十五米
九条巷子	分别为：烟巷、闸口巷、柳丝巷、东夹道、货场后街、布市街、高台沿、井沿巷、通站一弄
公用区域	一个水房（六个龙头）、两处公厕、一个开水桶点

拆迁队进度不快，时不时卡住。可搬迁，总归像压路机那样往前走。有些住户在周边小区租了过渡房，房租是过去三倍，于是把一层前厅隔成烟酒柜台，或支了复印社。

我退休后还住在这片村子的边缘——不拆回迁楼里，窗对着原铁路小学的操场。每天傍晚去肉联厂内部店提猪肝，路过那块蓝铁皮。站台远处那棵歪脖子槐树还在，但底下没了棋摊，没了玻璃台板，缠在树干上的大喇叭拆走了。

走掉的人里有王婶，去帮女儿带二胎；刘师傅夫妇搬去汽配城楼上，修车铺改修电动车；老赵关掉铺面回了淮安老家，听说带走了全部锁边机的缝纫线。

现在夜里只有客车站台上的电子广播，每隔半点响一次。凌晨三点零九分的慢车早取消了，换成高铁动卧，经过这片废墟时不减速，车厢里窗帘偶尔有掀开的边角。我在单元房阳台上收拾旧教案，闻见风里突然一股豆腐味，是南边二百米外、徐州火车站城中村最后一家豆制品作坊，机器还转着。

今天上午，从拆除位空出的地面挖出一根白铁皮公共水管，锈出水色来。考古的不会感兴趣，可赵雷——如今他回来看我，头发稀了，在合肥教书——蹲下来拧了拧阀门，忽然站起来，朝着站房方向吆喝一声。那声音又亮又直，像当年候车室里背书，穿过砖堆和铁皮围挡，追着票尾的清风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