朔州火车站后面一条街叫｜煤灰里长出的菜市和铁皮钟表铺
下午四点，我从朔州火车站出站口往北走。站房是新修的，玻璃幕墙反着灰白的光。绕到站房背后，穿过一条窄巷，那股熟悉的煤灰味就上来了——混着炸油糕的焦香和潮湿的黄土气。问路边修鞋的老汉，朔州火车站后面一条街叫什么。他头也没抬，拿锥子指了指北边：“站北街，一直走到头就是。”
站北街不长，目测也就三四百米，从火车站围墙根一直通到一片老居民区。街面坑坑洼洼，柏油补丁摞着补丁，路中间低洼处积着昨夜的雨水，倒映出两排歪斜的电线杆。沿街铺面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盖的二层小楼，底商招牌褪色严重，有的字漆掉了一半——“鑫源百货”剩下“鑫源百”，“利民药店”的“药”字只剩草字头。
铁皮钟表铺与修车摊
街口第一家是个钟表修理铺，铁皮棚子搭了少说二十年。棚顶锈穿了好几个洞，用白色塑料布补着。老板姓吴，本地人，六十来岁，戴一个修表用的单眼寸镜，镜片边缘崩了个小口。他桌面上铺着深蓝色绒布，散着十几个表壳、游丝、齿轮，还有一架老式挂钟机芯，铜质零件在斜阳里发暗。
“这些年修表的人少了，”吴师傅摘下寸镜，揉了揉眼角，“但每个月总有几个年轻人在网上买了老机械表，坏了找我拾掇。上礼拜还有个小孩拿来一只上海牌半钢表，他爷爷的，让换上新的发条。”
他指了指墙角纸箱，里面码着七八个旧钟面，罗马数字发黄，指针卡在某个固定的时刻。站北街上修表修锁的铺子，连同这个铁皮棚，是朔州火车站后面一条街最老的住户了。
紧挨着钟表铺的是个修车摊，气泵、扳手、几条旧轮胎堆在树下。师父姓赵，穿一件蓝布围裙，围裙口袋鼓鼓囊囊，插着活动扳手和一把改锥。他正蹲着补一条内胎，水盆里冒泡。“这条街以前叫‘车马店街’，”他抬头说，手指头在肥皂水里抹了抹，“我小时候，街上全是骡马大车，给火车站拉货。后来马车换成三轮，三轮换成电摩，现在又是共享单车。”
菜市段与铁栅栏
再往北走五十米，街面突然热闹起来。路两侧陡然多出许多菜摊——直接摆在地上，或者用塑料筐摞起来。卖青菜的妇女戴着袖套，一边择芹菜一边吆喝，价钱报得不紧不慢。有个摊子专卖豆制品，豆腐、豆腐干、素鸡翅，盛在浅铝盆里，盖上湿纱布。站北街的菜市段，每天从早晨六点到下午两点是高峰期，过午就散，只留一地菜叶和几摊水渍。
菜市对面有一道铁栅栏，刷着绿漆，漆皮翘起一片片。栅栏那边是铁路家属院，透过缝隙能看见晾晒的衣服和一辆废弃的绿皮火车头，车轮已经陷进土里半截。家属院门口坐着两个老妇人，剥毛豆，塑料筐边放着收音机，播着晋剧，音量开得很大，唱到高潮处盖过街上所有的吵闹。
其中一个认得我，招呼道：“又来找老吴修表？”我摇头，问她这街什么时候有的菜市。她说，大概1998年，火车站扩建搬了货场，这街空出来，人开始在这摆摊。“朔州火车站后面一条街叫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街上能买到便宜的茴子白。”她拍拍膝盖上的豆荚壳，笑了。
老理发店与墙上的粉笔字
往街尾走，左手边有一间老理发店。门面很窄，一块寻常木板招牌，四个字“永胜理发”是用黑漆写上去的。店里一张铸铁理发椅，座垫上的皮革磨得发亮，边角掉漆处露出底下的铁锈。镜子前挂着一块白布当帘子，帘子微微摆动。
理发师傅是个中年男子，正拿手推子给一个老大爷推头。推子嗡嗡响，碎发落在围布上。墙上钉着一面木框镜子，镜角卡着一张泛黄的营业执照，年份是1996。我站在门口看了片刻，他瞥我一眼说：“刮脸吗？师傅这套活儿，全朔州找不出第三个。”座椅背后的墙上有人用粉笔写了一串数字，大约是个电话号码，但字迹已漫漶，只剩下三位数字能认清。
理发店对面是一堵水泥墙，墙面被不同颜色刷过很多遍，最底下的红漆标语露出半个字。墙根放着一台废弃的冰柜，白漆门凹进去一块，上面放着几盆花：两盆天竺葵、一盆韭菜莲、一盆不知名的多肉。花盆大小形状不一，都是旧搪瓷盆、油漆桶改造的，其中一个盆沿上印着“富强粉”的蓝字。
一个约莫七岁的小男孩蹲在花盆边，用树枝拨弄泥土里的蚯蚓。他抬头看我，说了一句我没听懂的话，大约是朔县方言，大意是“你找谁”。我说不找谁，随便走走。他又低头玩蚯蚓，不再理我。我注意到他穿的运动鞋是红蓝色的，鞋帮上画着什么记号，仔细看，是一枚小小的车头图案。
末了
从站北街另一头绕出来时，天色暗下来了。站前广场的路灯刚亮，黄澄澄的光洒在地上。街口那家铁皮钟表铺下了卷帘门，帘门底部的铆钉缝隙里透着一线暖黄灯光——老吴还在里面拾掇什么，半扇窗帘没有拉严，照出一块长方形的亮区。
广场上有人在抽陀螺，鞭声清脆。一个背塑料编织袋的老头从站北街拐出来，袋子里空着，看不出他要回家还是去别处。他走得很慢，影子被路灯拖在水泥地上，斜斜地往东拉长。临近站口时，他停下来摸口袋，掏出一张折过的旧车票，看了一下背面，又放回去，继续往候车室方向走。那台阶上还坐着几个等车的人，有人嗑瓜子，瓜子壳落了一地，在灯光下白白的，像下了一层薄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