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县小姐街｜半条胡同的柴米油盐
“老板娘，你这裤腰能不能再放两指？”李姐把一条深蓝牛仔裤举到日光灯底下，眉头拧成天津麻花。
我伸手拽了拽那松紧带，隔着柜台递回去：“再放就垮了，你胯骨又没二两肉。别成天净想着减肥，上回蹲下去捡葱，裤裆那儿‘嘶啦’一声，可把对面卖豆腐的老周笑岔了气。”
店里头挤着仨人。后头那个短头发的姑娘是新搬来的，租在小姐街中段那间红砖平房里，听说是给学校送桶装水的。她捏着一条碎花裙子，翻来覆去摸领口的线头，小声问：“姐，这裙子洗了会不会褪色？”
我没搭理她，先冲外头吆喝了一声：“三轮车挪一挪！挡着我卸货了！”
小姐街这名字，听着花哨，其实就半条巷子
从西头老槐树底下到东头公共水龙头，拢共一百二十三步。我拿脚量过，那阵子膝盖疼，数着步子当锻炼。街两边挤了十几家铺面：卖五金的老孙，剃头的小广东，修拉链和配钥匙的瘸腿刘，还有我的裁缝店，门脸窄，塞得下四台缝纫机，白天拉开门板，晚上用铁钩子挂上木板拼成门。
这条街以前叫啥，没人记得。八十年代末，东边电厂盖家属楼，来了好些年轻女工，租在这儿，穿得鲜亮，嘴唇抹得红红的，叽叽喳喳去上班。街坊们嘴碎，就喊“小姐街”。叫了十几年，连邮寄包裹的地址都写这几个字。城管来登记门牌，也没改，就这么将就着。九十年代流行过一阵子“发廊”，街头巷尾挂起旋转灯，但我这个裁缝铺子从没沾过那茬。我只管裤脚长一截短一截、拉链换了三回、棉袄滚边脱了线。
那些姑娘后来搬走了，嫁人的嫁人，去郑州的去郑州。才几年的光景，街上又住进来送水的、开网约车的、在夜市摆摊卖烤面筋的。人来人往，我铺子里的凳子磨得发亮，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少，改裤脚、换拉链的生意倒越来越多。
今年冬天，街上添了几把新锁
国庆节后，李姐介绍了个她表妹过来，三十五六岁，离了婚，租了老孙隔壁那间空铺子，开了个“家庭厨房”，中午卖烩面和凉菜。她姓周，大家都喊小周。小周第一天来，提了半兜子大蒜和一根擀面杖，杵在我柜台前问：“姐，你这儿能不能帮人补袜子？我那双羊毛袜，脚跟磨出洞了。”
我翻出针线笸箩，说：“一双一块，明天来取。”
她在那儿站了会儿，看我锁边。末了，她说了句：“这条街名儿取大了，哪有啥小姐，尽是些老娘们儿和小媳妇。”
我“嗤”了一声，没接话。
日子进了冬月，有几天降温，街上水管冻了，早上起来，大家伙儿提着桶去东头水龙头排队接水。小周站在队伍里，缩着脖子，戴一顶毛线帽——那是她在我这买的，十块钱，清仓货。排在她前头的是“小广东”，五十多岁，剃头手艺还行，就是爱吹牛，说自己给县剧团的人理过发。
小周接话：“剧团早散了，你那是哪年的事？”
“九七年嘛，邓小平同志去世那年，剧团来县里演过最后一场戏。我给他们剃了五个头，一毛钱没收。武生那个头最难剃，脖子后面都是硬筋疙瘩……哎，你爹妈今年不来你这边过年？”
小周没应，队伍往前挪了两步。水龙头“咕咕”地响，铁皮桶撞着水泥台沿，声音刺耳。那年冬天，小姐街上的人见面就问：“你家电热毯热不热？”或者：“白菜腌了没？”没人再提这条街名字的来由。
腊月二十三，晚上九点半
我还在铺子里赶工。老刘拿来一条西裤，裤裆崩线了，说是儿子相亲要穿。针脚歪歪扭扭，是含棉量太低。我把缝纫机踩得嗡嗡响，门口挂着那条碎花裙——短头发姑娘路过三回，每回都瞧两眼，等下周看看她到底买不买。
小周端来一碗烩面，用搪瓷碗装着的，热气糊了我的眼镜片。她搁在缝纫机边上，说：“姐，吃过再忙。”
我手上没停：“等这道线压完。”她又站了会儿，忽然开口：“那短头发的姑娘，昨天在咱们街上转了半天，好像是在找工作——听说新开了个快递驿站要招人，但那人嫌她之前送货摔伤过腰，不打算要。”
“不好干。”我说，“雨水多，夏天顶着太阳跑，冬天冻得手发皴。”
缝纫机的针脚从裤裆那头压到了裤脚。我拔了线头，把裤子叠好，放进塑料带，挂到柜台前的铁丝钩上，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——钟停了，指针卡在四点二十。大概半个月没换电池了。外头巷子里的路灯闪了两下，照亮了水泥地上的一团甘蔗渣。
小周端起空碗走了。
她撂下句话，像是自言自语：“这条街，打算找个什么活的人都不好找，名儿唬人，也养不了几个人。”
我按下缝纫机侧面的钥匙，转过脸，对面的五金店关着卷帘门，门缝里漏出一线暗光。老孙应该还蹲在里头焊一架铁梯子，火花溅在水泥地上，“滋滋”地响。墙头那只三花猫弓着背，压着步子走过冬青丛，踩翻了半瓶丢在那里的油漆桶——黄铜色的漆在路灯底下淌开来，像泛了皮的蛋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