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州新圩有妹子吗|老圩日替人打听姑娘的下落
老张:
你上一封信问得直接——“惠州新圩有妹子吗”。我放下信纸就笑了,这问题搁在三十年前,你要是在新圩圩日的豆腐摊前这么喊一嗓子,保管有七八个阿婆同时回头瞪你。如今你倒学会文绉绉地写在信纸上了,可新圩那股子米酒味、铁匠铺的煤灰味,还有圩日中午太阳晒在青石板上的焦味儿,你怕是快忘干净了。
我前阵子专门回去了一趟,就为了你这句问话。新圩现在不通火车,我得从惠州汽车站坐那种老掉牙的中巴,走G205国道,过镇隆,再拐进那条两旁长满桉树的县道。司机踩油门踩得我心慌,后座有个阿婆抱着两只活鸡,鸡毛飞到我裤腿上,她也不道歉,倒先问我:“后生仔,去新圩买什么?”我说找人。她“哦”了一声,再没下文。你看,新圩人就是这样,不该问的不问,但你要真找妹子,她心里门儿清。
我告诉你,新圩这地方,妹子的确不多,但存在的都有名有姓,不是那种可以被随便打包带走的风物。我走到老市场那棵大榕树底下,看见卖艾粄的刘婶还在,锅盖一掀,艾草香气能把整条街的狗都引来。我买了两个粄,蹲在树根边上啃,问她:“刘婶,你家那个细妹仔呢?”她拿围裙擦手:“去淡水打工啦,在电子厂做质检,一个月回来一次。”我追问:“嫁人了没有?”刘婶眯着眼看我,笑起来皱纹像河床:“怎么,你想做媒?她在淡水谈了个湖南后生,去年过年带回来,帮我砍了一下午柴。
你要的“妹子”,怕是得往更细处找。我下午走去沙田街,老供销社改成杂货铺,卖锄头、塑料桶、散装酱油。柜台后头坐着一个短发姑娘,约莫二十五六岁,正在用手机看菜谱,抬头问我买什么。我说打三两酱油,她拿提子从缸里舀,动作利索。我多嘴问她:“本地人?”她说:“我爷是铁匠陈,整条街的铁器都他打的,前年走了,铺子就我接着看。”我愣了一下,铁匠陈我记得,那个老头常年光膀子,胸前全是溅伤疤。他孙女倒是秀气,手指却有力气,捏提子稳当。我问她嫁人没,她白了我一眼:“买酱油就问酱油的事。”
那晚我住在镇口一家叫“迎客来”的小旅馆,老板娘胖乎乎的,姓黄,她男人是卸货的。闲聊时我问起新圩的姑娘都去了哪。她掰着手指头说:去惠州的商场、去深圳的工厂、去东莞的店,条件好一点的考学出去,就留在大城市了。“留下的,要么是家里独女要照顾老人,要么是接了老手艺的铺子,再要么……就是没魄力走的。”她说着说着,自己叹口气:“我女儿在新圩小学教书,留下来了,嫁的也是本镇人,三个孩子。”我说这有什么不好,她擦着桌子:“好是好,但你要是早二十年来,新圩圩日的歌班里,哪家细妹仔不会唱两句采茶调?”
这话勾得我心痒。第二天我赶早集,还真在东门桥头碰见一个唱山歌的妇女,五十来岁,嗓亮,压过摩托喇叭:
“新圩河水清又清,妹在河边洗菜心,郎若要问妹去处,下了桥头第三根。”
她唱完看见我拿着手机录音,停下来,有点不好意思:“老歌了,现在没人学了。”我递给她一支烟,她说:“我年轻那会儿,圩日有赛歌会,男子来我们小阁楼下唱,害羞的妹子会往楼下泼一盆水——不是浇人,是浇那个门口的石阶,表个意思。”我问那唱不出歌的怎么办?她笑了:“那就托媒人呗,买两斤猪头肉去人家家,比唱什么都有用。”
你看,回到你问的“新圩有妹子吗”——有,但已经不在你想象中的那个圩日里了。我后来又去了一趟后街,看见一个姑娘在旧宅门口拿竹篾编茶篓,我蹲在一边看了一个钟头,她没抬头。她编的篓子首尾收得细密,像是她不会对你多说一个字。后来一个男人来递给她水壶,她站起来,接了,两个人并肩走回屋去,门没关,却也没有要招呼我的意思。那男人袖子上沾着机油,估计是在隔壁摩托车修理铺干活的。她肚子微微鼓着,我意识到,新圩的下一代就要从她这里出生了。
那晚我坐在旅馆门口玩手机,屏幕光照亮了一只趴在墙上的壁虎。黄老板娘端来一碗绿豆汤,说:“你打听的姑娘,其实今天下午就在后街。你去了吗?”我说去了,她笑了:“那就是成了。”我说什么成了,她放下碗:“一个地方只要还有后生和姑娘留下来过日子,还没散,那不就够了吗?”我端起碗,绿豆是本地种的,特别沙。抬头看看她家屋檐,燕子新筑的泥窝在电线边稳稳地啄了半个边,还有几根干草垂下来,慢吞吞地晃。
老张,要是你下次再来,我带你去那家杂货铺打酱油,铁匠孙女肯定还在柜台后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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