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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化县站街妹|芹江夜班车末站的灯火与叹息

“凤英,你今晚还走不走?”我在芹江边的大排档刚坐下,隔壁修车铺的老周就冲着我喊。他手里攥着一把扳手,油渍顺着指缝往下淌,嘴里叼着半截烟,烟灰落在油腻的桌角上。我还没来得及答话,他又补了一句:“听说解放路那边又有些新来的,你跑新闻的,不去看看?”

“看什么看,我又不是公安。”我拉开塑料凳坐下,老板娘阿春端着一碗热汤过来,汤面上飘着几片葱花,筷子往桌上一顿,“老周你别瞎说,人家那些是正规的足浴店,就是夜里加班迟了点。”

老周嘿嘿一笑,把扳手往裤兜里一塞:“你懂什么,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是说——”他话没说完,被旁边三轮车喇叭声盖了过去。一辆载着塑料筐的三轮车歪歪扭扭从街心驶过,筐里的菜叶子掉了几片,被夜风卷着滚到沟边。

我低头喝了一口汤,热辣辣的,胃里暖起来。

老周嘴里的“开化县站街妹”,在本地这话头可不止一个说法。二〇〇五年那阵,我刚从市里调来开化,住在农机厂旁边的老宿舍。夜里十一点,解放路的路灯泛着黄光,电线杆上贴着招工启事,墙根底下蹲着几个女人,毛衣袖子撸到肘弯,手里多半捏着一把瓜子,说话声音压低,眼睛却盯着路过的每一个男人。那时候县里纺织厂刚改制,下岗女工多,有晚上出来摆摊卖袜子的,有在夜宵摊帮人洗菜的,也有靠在墙边等主顾的。

但你要真往上凑,她们十个里有八个会扭头。有的在等人来接下一趟货,有的确实是在等吃夜宵的丈夫。真正做的那些,反而藏在巷子深处的出租屋里,窗户上蒙着花布,门缝里漏出收音机播戏曲的声音。

城关镇的老巷子

我沿解放路往东走,拐进一条窄巷,路面是水泥浇的,但被雨水泡得起了皮,露出下面的红砖渣。巷子两边是自建房,二层小楼,阳台晾着被子,有的还挂着腊肉。靠里的第三间门面,白天是卖水暖器材的,晚上卷帘门拉下一半,里面透出灯。

阿秀就是在这个门面里做“站街妹”的——准确说,她是帮人管账的。那时候的“站街妹”生态不像现在这么简单,分好几拨人。

  • 第一拨是下岗女工,四十来岁,在门口摆个茶水摊,白天卖凉茶,夜里给过路的卡车司机带路去旅店——挣的是带路钱,不是皮肉钱。
  • 第二拨是外地来的小媳妇,话不多,跟着老乡租在附近,有的确实在缝纫铺做活,有的说不清楚。
  • 第三拨才是真正的“站街妹”,她们极少站在明处,多数在巷子拐角的暗影里,手里捏着手机(那年代是诺基亚的小直板),等短信响,然后快步走进某栋楼。

开化县这个地方,流动人口多,车站就在解放路南头,一天七八班发往杭州、衢州的长途车。车到了晚上八九点,最后一班下来的人不多,往往是一个提塑料桶的建筑工,或是一个背双肩包的小年青。车站广场边有一排报刊亭,铁皮做的,拉线灯昏昏欲亮。有一段时期,总有一个穿红棉袄的女人坐在报刊亭外头的台阶上,膝盖上摊着一个布袋,像是装杂物的。她不高声喊,也不招揽,就坐着,偶尔站起来把布袋子挪个位置。

有一回我蹲在边上买打火机,闻到她身上有股淡淡的霉味,那件红棉袄领口袖口都磨得起了毛。报刊亭的老板老葛说,这女人姓郑,原先在毛巾厂烧锅炉的,丈夫出了事故没了,孩子送外婆家。她在这片三年多了,没什么人知道她具体住哪栋楼,只见过她凌晨四点多踩着三轮车到车站,把布袋里的旧报纸分给环卫工。

“你写她做什么?”老葛递给我一支烟,“这种人真话假话混在一起说,你分不清的。”

我没接他的话。我把烟夹在耳朵上,往回走。

2008年的雪

那年冬天开化下了一场大雪,县里公安排查出租屋,说是查消防隐患,实则是清理一批无证经营的小旅馆。夜里十点多,警车停在水暖店门口,卷帘门全拉起来,里面的灯白得刺眼。阿秀蹲在门外,手里攥着一本皱巴巴的记账本,那上面记的不是流水,而是每个住客的身份证号和什么时候走。警察翻了翻,问了几句,又还给她了。

那晚之后,阿秀就不在解放路做了。听说她去了城郊的物流园区,那边有快递分拣站,凌晨两三点下货,夜班工人少吃夜宵是要困的。她摆了一个馄饨摊,塑料棚子搭起来,里面搁两张折叠桌,炉子是煤气罐改的,火苗嘶嘶响。工人来吃馄饨,舀一勺猪油渣,加一撮葱花,三块钱一碗。

后来我又碰见她,是在农历腊月的一个晚上。馄饨摊上坐着一个年轻女孩,看着不到二十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迷彩外套,手里握着一杯热豆浆,杯壁上写着“好日子”三个红字。女孩问阿秀:“你们这儿有没有招人的?”阿秀把抹布往桌上一抹,说:“你要干,明天跟我去分拣站问问。力气活,不亏人。”

女孩低头喝豆浆,没应声。

我后来打听到,那个女孩当晚没去分拣站。有人看见她出了县城,往火车站方向走了。

现在的解放路

二零一八年,解放路拓宽了一半,街边树换成了香樟,底下装了长条木凳。那排水暖器材门面拆掉大半,改成了便利店和奶茶店。夜晚的灯光亮了很多,白花花一片,连墙根处的影子都短了。偶尔还有提着布袋的女人靠电杆站着,但多是问路的:高铁站走哪边,夜里还有没有班车。她们说话的口音五花八门,有江西的,有安徽的,也有四川的。

有一个傍晚,夕阳还没落尽,一个穿灰外套的妇人走到报刊亭旧址——那里现在是一家手机贴膜的摊子。她站了一会儿,从布袋里掏出一个搪瓷杯,找贴膜的小伙要了半杯开水,捧着走了。贴膜的小伙头也不抬,继续贴他的膜。

我远远看见,她的背影拐进巷子深处,路过那扇油漆斑驳的卷帘门。门没有拉上去,锁扣上结了一层青绿色的锈。

那扇门的后面,原来水暖店的老顾前几年退休去了儿子家,房子空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