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口小姐多吗｜一个老记者的街头观察手记

2016年夏天，我在统一街的旧书摊前蹲着翻《武汉指南》，摊主老周把蒲扇往大腿上一拍：“你天天问汉口小姐多不多，不如数数这街上晾的旗袍。”他顺手往巷子口一指，三根竹竿横跨头顶，水红色、藕荷色、墨绿色的裙子裤子挂了二十来件，风一过，扑啦啦像群蝴蝶扑棱翅膀。

汉口的小姐多吗？这话不能瞎答。我跑民生新闻十几年，中山大道、江汉路、洞庭街这一片，早上去六渡桥菜场看女人拎着“龙须酥”的纸包赶早班船，晚上去吉庆街大排档听穿睡裙的嫂子跟人划拳——你要说多，确实多；要说不多，也不对。关键得看你说的“小姐”是哪个路数。

第一个“多”：茶馆里的说书女人

我2013年做《消失的老行当》系列采访，在统一街茶馆蹲了半月。下午两点半，靠窗那张八仙桌，五十二岁的秀兰准时开讲《三国》。她穿灰布衫，头发用鳅鱼骨簪子挽着，不搽粉，手腕上一根赛璐珞透明镯子，捏着醒木往桌上一磕：“话说赵云在长坂坡……”

老板娘说，秀兰以前是工人文化宫图书管理员，下岗后自学评书，在这说了八年。茶馆里听的，一半是退休老工人，一半是真来喝茶的小白领。有个穿吊带裙的姑娘每周三来，点一杯菊花开水，听到“空城计”那段会跟着轻声哼唱。

“汉口有么事稀罕？街头巷尾的女人，哪个肚子里没几本长篇小说？”秀兰扇着手里的黑折扇，“你以为小姐就是武胜路上招揽生意的？错了，茶馆里讲书的、夜市上摆摊的、裁缝铺量体的，都是汉口的小姐。

我在笔记本上记下：汉口女性的职业分布，远超一般人的城里人想象。

要说真正多的，还是汉正街那群挑扁担的女人。2014年货旺季，我在大夹街口数了四十分钟，往里送布匹、拖纸箱的女人过了七八十个。她们蹬旧解放鞋，戴草帽，扁担两头的麻绳磨得发亮。有个姓钱的嫂子，四十七岁，最多一次挑过一百二十斤晒干的白果，从多福巷一口气走到江边码头。

“小姐？”她笑了，把扁担往地上一拄，“我倒想当小姐，天天坐着吹电扇。可我儿子在市六中读高三，成绩好得很，我多挑一担，他多一本参考资料。”

她告诉我，汉正街这一片，像她这样从鄂州、黄冈来的女挑夫，常年保持百来号人。中午吃两块钱的“发糕加咸菜”，舍不得去面馆坐下，找了个用空心砖砌的台子，站着胡乱扒几口。

老租界的花店与咖啡店的老板，常年从她们手里收购空纸箱，一个三毛。这些老板娘，年纪大多不超过三十，穿棉布围裙，指甲缝里干干净净，说话轻声细语，跟汉正街的扁担嫂子是两个世界，可都属于汉口城里的女子。

保成路夜市，那些摆手机壳、美甲贴纸的女孩，多数是汉口职业学院毕业，老家在鄂西北。摆摊到晚上十点收摊，用挂锁锁好折叠桌，跑去附近的襄阳快餐吃一小碗牛杂面。我问其中一个穿粉色衬衫的姑娘，汉口小姐多吗？

“多啊，以前觉得多，进城后反而觉得，人人都忙着活路。哪里还有闲心去在乎别人怎么称呼自己？”她低头给一个烫卷发的女士贴甲片，头也不抬，声音含着一截温度。

这几年我跑轮渡（武汉关到中华路的航线），船上也不少“小姐”。她们大多是傍晚六点半那一班，拎保温桶，赶着去武昌那边做钟点晚饭，身上带生姜和葱花的味道。她们不化妆，头发用发卡别得整整齐齐，就靠在船栏杆上看江水翻泡泡。

坐轮渡的女人，互相之间喜欢递一个热水瓶盖子里装好的凉茶。我拍过一张照片：十几只塑料袋挂在车把上，风把它们吹得鼓起来，像一个个小帆。没人喊她们“小姐”，船上广播里只说“各位乘客”。但我知道，她们今天跑汉口，明天还在跑。

又想起修拉链的师傅老孙说，他在汉口修了三十年拉链，从皮箱到裤腿，全是女的拿到摊子上来。

汉口小姐多吗？多，多到每条巷子都有她们留下的印记：半截蜡烛台、量衣服的粉片、锁边的线团。

前两天路过花楼街，一家“老万裁缝铺”门口横着一条板凳，上面放了本快翻烂的《知音》，页角卷着，被人坐了无数次。旁边的屋檐下，一只白猫蹲在缝纫机踏板上，尾巴一甩一甩，正等某个“小姐”下班路过，给它捎一截腊肠来。